百年红学，从头“阅”——读《百年微澜--胡适与“新红学”》
本文作者：张兴德，原载《党史博采》2021年第7期，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学术
同类相似文章看多了，不免产生“阅读疲劳”。对我来说，关于胡适的评价和研究，就有如此的感觉。
今年距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正好100年。这类应景的纪念文章与专著，以及各种学术活动，自然多了起来。这各种大同小异的声音，不过是再次宣示胡适在学术史上、尤其是“新红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奠基性位置而已。其潜台词不过是1954年、1955年对胡适思想的批评全错了！心中不免有又吃了一个苍蝇般的恶心。最近读欧阳健先生新著《百年微澜——胡适与新红学》（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以下简称“百年微澜”），却犹如在闷热的夏季，吹来一缕清风。
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学术现象
书名“百年微澜”，本身就颇有吸引力。今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这个书名似乎是向人们召示：一些人对胡适的“百年纪念”，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波澜壮阔的100年来说，不过是“微澜”而已。——此一书名，就很引人深思，颇有开逆风船的味道，这需要学术勇气和胆识。
当然，此书的可贵之处，自然不仅仅是书名。
欧阳健先生，知名资深学者、著名红学家，曾任《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他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多有建树。其红学代表作《还原脂砚斋》，是红学界第一个提出脂本出在程甲本之后的史实（即“程前脂后”说），一度引起红学界的地震。在我看来，“百年微澜”将引起的震撼，会不亚于《还原脂砚斋》。“微澜”，将可能形成“巨浪”。
“百年微澜”提出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首先，直面当前学术界，大胆发声：
“1955年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中的200篇文章，早被人以轻蔑的口气一笔勾销，四十年为胡适叫好的文章已逾5000篇，相当于那一年的25倍，……”
四十年来，大陆出版了三四十种《胡适传》，“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三十五顶帽子的大博士”、“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在这诸多的闪耀的光环下，谁也不肯去质疑胡适，生怕别人说自己“左”。即便看穿了“新红学”的伪与劣，潜意识里总是会想：难道胡适这般的大专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正面直指胡适所有的问题，需要再来一次解放思想。不仅要排除对“新红学”的盲目崇拜，更要排除对胡适本人的盲目崇拜，让胡适连同“新红学”一道终结。
廉价吹捧胡适，公开为胡适翻案，否定当年对胡适的批评，直接间接地全面否定1954/1955年对俞平伯红学研究、胡适思想批评的正确性、必要性。虚无这段历史，这是当前学术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此，“百年微澜”作者理直气壮的发声！
这是红学百年之际，更是人们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学党史、建国史之际，值得红学界包括学术界关注的一种声音！
从学术史上看，当年的是非对错是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和学术的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百年微澜”这样发声，即非无的放矢，也非仅仅是一种政治呼吁和作秀。“百年微澜”直指一些人对胡适的过誉和迷信，无论是从学术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还是从学术观点的阐述看，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和学术的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从学术研究方法视角看，作者采取对当年文献的再考证、再研究。对胡适的学术评价，采取了历史的纵深研究的“透视”和兼顾当代中外学术信息的横向研究的视角。显现作者扎扎实实的研究态度，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同一些浮躁的研究者，抓住几条资料就仓促著文，不可同日而语。
从纵深视角看，作者梳理了从胡适创立“新红学”伊始，一百多年来人们对胡适的评论，尤其集中于人们关注的1955年对胡适思想批判和1954年同他紧密相关的“批俞评红”的历史文献再研究。当时三联书店整理出版的350余篇文章，作者进行一一研读研究。通过对当年文献地再研究，对当年的是是非非进行了再评论。这种巨大的阅读量，和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潜心研究，其意义不讲自明。
从横的层面看，作者注意了世界相关层面对胡适的评价，以及对中国两次对胡适的评价（一次是1955年，另一次是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对胡适的再评价）。特别关注了具有参照作用的台湾学术界对胡适的评价。作者利用去台湾访学的机会，利用台湾重要图书馆藏，阅读了相关胡适的评论资料达百多万字。通过对文献再研究，全面概括了胡适的主要著述和学术活动的轨迹，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这正是当前应该提倡的学术作风。
采取好的研究方法，只是为了求得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百年微澜”论证体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从中外海量的评论胡适文献再研究中，实事求是地回答了百年来人们对评论胡适中出现的种种不同观点，应该“如何看”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可以说是作者的观点，又可以说是属于对“前贤时俊”的观点的梳理和整理。
抓住“牛鼻子”的问题，要言不烦
本书高屋建瓴，评论胡适百年来对人们的影响道：
“1921年，胡适发表两万字的《红楼梦考证》，遂被捧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这一现象是值得深究的。确实，百年中的《红楼梦》研究，无论是依是违，是顺是逆，是补台是拆台，都撇不开与胡适的瓜葛。”
“百年微澜”一书，面对繁复庞杂而巨大的“胡适红学世界”，自然不是平分笔墨的。如前所述，作者抓住1954年的批俞评红和1955年的批评胡适的学术思想这两个关键问题，这就抓住了“牛鼻子”。因为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百年微澜”对当年的材料条分缕析，其结论是发人深省的。
先说1955年对胡适思想的批评。书中公布这样一个统计数据：
“1955年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中的200篇文章，早被人以轻蔑的口气一笔勾销，四十年为胡适叫好的文章已逾5000篇，相当于那一年的25倍，……”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数字！读到这里，很自然想起一个萦怀不去的困惑：当年人们对胡适思想的批评都错了吗？如何看这些直接间接批评胡适的文章？无疑，这里面肯定有水平不高、甚至是批评不准确的文章。但是，其主流是什么呢？——什么问题都该看主流啊。是基本错了？还是基本正确？对这个问题，“百年微澜”为我解了惑：
欧阳先生将当年出版的三百余篇文章，一一重读过后，用现在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处理。其结论是：当年的许多文章，即便用现在学术规范来严格要求，也是很精彩的。除了列举分析了当时一些著名学者（他们有的任职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的）的文章之外，还特别选取几个“怪人”的文章为例。其中有被人称为向来“落拓不羁”、“我行我素”的聂绀弩(1903-1986)。冯雪峰当年说他是“桀骜不驯”，他也说自己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还有当代以研究古典文学、贯通文史哲、被人誉为“不知畏权贵”“心中少城府”特立独行、不苟人同、不会跟风转舵（为此曾被打成右派）的学者张国光（1923-2008）。欧阳先生在书中一一介绍他们当年对胡适批评的几篇文章后指出，这些文章有理有据，绝不是什么扣帽子、打棍子、按领导意图写的粗糙低劣的文字。欧阳先生选取这样他们的文章进行剖析，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他的结论是：当年那些批评胡适的文章，用现在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规范要求，绝大多数也是站住脚的。
“百年微澜”特别引述了台湾学者对大陆批评胡适的本质认识：“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胡适思想，并不因中共的批判而失去原有价值。相反地，………更加衬托出胡适的反共精神。”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评论。大陆学者看了该如何想自己对胡适的吹捧。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对胡适应该把他的政治表现和学术区分开来。在政治上虽然反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最终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但在学术领域，胡适的成就和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低估的。这种认识，其实一个伪命题，是违背历史唯物辩证法的悖论。对此，“百年微澜”也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引述台湾学者和美国学者对胡适的相关评论，指出，胡适在政治上并无值得称道之处，在学术上更是完全不可取的。他以《红楼梦考证》为例，认为《红楼梦考证》只典型的为考证而考证的代表作。胡适直到晚年，在回答台湾记者怎么看《红楼梦》时，都不屑地说，我对《红楼梦》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考证。《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隗宝，是文学作品的顶峰，被毛泽东高度称赞是值得国人骄傲的唯一代表。胡适贬低《红楼梦》，称仅仅是二三流的小说。为此而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考证何为？如果从学术考证而言，《红楼梦考证》中的某些“考证”，本身也存在违背学理、逻辑和史实问题，违背他自己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考证的主要结论的证据多有逻辑漏洞，证据链之间、证据和结论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从学术上难以立住脚。对此，本人也十分认同。曾在2018年《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第四期著文论及，文章指出，关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内证、外证均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唯一性”。特别一点是胡适在他的“考证”文章的引文中，竟将程、高本序言中关于《红楼梦》作者不定说，腰斩删去。显然是故意的，有违学理、有违学者的职业道德。
“百年微澜”还披露大量新的资料，全面透视了胡适是如何“爆得大名”的、他的所谓各种“博士”头衔的来历（均有可靠资料支持，绝不同于一些所谓“揭秘”文章）。他前期的“发迹”借助国内当时的特殊情况和美国留学的身份，后期则借助他在政治上的盛名（投靠国民党政府，成为战犯之一）。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高官，这使他的学术观点能够得到的广泛的传播。他也有意借此宣传本人志在学术，把自己打扮成首先是“学者”而非“官员”的形象。
“百年微澜”在梳理对胡适及其学派的批评是非的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学术现象。当年“批俞评红”时，俞平伯出于学者的真诚，对批评他的观点可以接受的，在自己的检查中就表示诚恳的接受；对另外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观点，则回避不谈。后来过了许多年，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学术观点有了惊人的变化，甚至完全放弃了当初一度固守的一些重要观点。1985年他在接受《文史知识》访谈时说：
“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繁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作文章》，《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为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俞平伯：《红楼小札》第23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
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最终完成了红学观念的新突破：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
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第34页。）
经过长期痛苦的反思之后，俞平伯真正突破胡适红学思想的桎梏，完成了红学观念的更新。唤醒人们挣蜕胡适模式羁绊，构成了红学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问题还不只此，一些曾为俞平伯抱打不平、热衷为其“翻案”的人，却全然无视俞平伯这种学术的脱胎换骨的转变，把他放弃了观点拿来肯定他的正确，和指责对他的“错批”；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把俞平伯已经放弃了的学术观点，仍然把它作为正确的观点引用并发挥。特别须要一提是，对于俞平伯晚年的觉醒，至今未得到主流红学界的回应。
不能回避的胡适构建的“红学大厦”当前的现实
读完28万字的大作“百年微澜”，掩卷深思。审视当前的百年红学现状，无可回避和不争的事实是：当年前贤毕集，逐鹿争雄，新论迭出的“火红”时代，已经结束，胡适红学思想，正遇空前挑战（尽管这种挑战100多年从未间断）。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一切有学术良心和负责任的学者，无论你过去是胡适学派的忠实传人，还是袖手旁观者，都应实事求是的面对这种现实。采取“鸵鸟政策”或“霸权主义”以维护胡适构建的红学大厦，都是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在历史真理的风暴面前，这一“大厦”或迟或早必将倒塌，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胡适红学的几大支柱：作者曹雪芹说及曹雪芹自传说；脂砚斋及其批语、脂本早出说，（胡适还有高鹗续后四十回说，已被胡文彬先生等人的考证推翻，其学派自己现已基本放弃其观点。）均受到挑战甚至否定。近读《光明日报》2021年6月7日《文学遗产》栏，涉及对胡适否定屈原问题，文章中指出：“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三个原因与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相关。如胡适的洽学方法是“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但胡适往往将假设作为他论证的前提和最终论证的结果，因而难免有臆断之嫌。”这说明，学术界更多的人们对胡适的学术研究采取批评的态度了！
应特别提出注意的是，胡适红学的核心的核心，是“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及其自传”说，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否定。前几天看某地区，就以半官方开“学术讨论会”，公开批评胡适的新红学及其“曹雪芹作者说”。
这个问题，值得“新红学”的专家们面对。据我所知，据初略统计，人们反对胡适学派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说，纷纷另外“考证”出新的作者达七十余人，这是《红楼梦》作者研究独有的一个学术怪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作者研究中，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有的奇观”。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一概认为这些人是“草根”，“目的不纯”云云。其实，这些持不同意见者中，不乏有严谨的学者和专家。这种现象的出现，笔者以为，正是人们对胡适的新红学的不认同和反对的重要表现。
长江滚滚，后浪推前浪。近来又读到红学新秀陈传坤先生刚刚出版的《红楼梦版本论稿》（齐鲁书社2021年版），书中运用考证中的“避讳学”，对曹雪芹在多个版本中的“避讳”问题，逐一细析详证，结论是在写作中“不避家讳，而严避国讳”。这就足以证明，此作者并不是胡适考证的曹寅家的曹雪芹，成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说又一重要证据。山西青年学者王俊德新著《红学200年管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对胡适红学的几大支柱，均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试看作者书中的精彩观点：“曹雪芹——一个传说中的作者”“脂砚斋——被考证派塑造出来的神话”“红楼梦版本是个伪命题”“冯其庸——铁证未必如山”。这样痛快淋漓的直指被人们恭称为当代大师的冯其庸的学术谬误，不能仅仅看作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实为后生可畏。
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明确信号：胡适构建的“红学大厦”面临阻挡不住的倾倒危机。这似乎告诉人们：这座“红学大厦”原来承建者，后来的加固、扩建者，做的是否正确和必要？是耶，非耶？对这“大厦”是修、是拆、是另建？有赖陈传坤、王俊德这样一些后俊们甄别、选择。本人老朽，向无师承，也无“派”可言。面对当前红学，只是就事论理，穷经问道，纵观大势变迁趋向。这里不过借机狂言数语，以为助兴，有因此而惊醒者，幸甚。
【作者简介：张兴德，黑龙江鹤岗市人。长期在部队工作。在大连中山区委宣传部退休。现年八十岁。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红楼梦学刊》等四十余家各级报刊、杂志、大学学报发表5百余篇学术、理论文章和诗文等。约400余万字。涉及文学理论、历史辨析、诗文等多个领域。有二十余篇学术、理论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新华文摘》《文摘报》等书（报）刊转载和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中考语文试题。被“知网”收录有40余篇。有红学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红学热点话题“透视”》《“不完美”的哲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