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中国才有对外开放的底气和本钱！

　　“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外开放历程的精辟概括。本文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对外开放的程度，农业国对外开放的要求低于工业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中国，做出有限度开放的选择，与中国当时的产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基本吻合。新中国由有限度开放走向全面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开放程度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一科学论断已经家喻户晓。开放政策不是抽象，而是有具体条件的。学界大多讨论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而对对外开放条件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对外开放的条件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马克思认为，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典型特点是社会化大生产。由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资本，再发展到国家资本乃至全球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集中度。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断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因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开放的程度。

　　一般而言，农业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于工业，决定了农业国的社会化程度低于工业国。农业的生产受制于土地肥力、水利、气候等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往往被固定在一定地域的土地上，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劳动，缺少社会流动性、开放性。农民用简单的农业技术即可从事生产，缺少细化的社会分工。农民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不是互相交往，而是互相隔离，缺乏丰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流氓”波拿巴如何利用小农的落后性而成为“英雄”时，分析了法国农民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的状况：“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马克思还用“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做比喻，描述小农的分散性，“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社会化程度不高，组织性不强，抗外界压力的能力弱，惧怕外部冲击，农业国必然缺少与外部交往的兴趣和动力，对外开放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