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潘鸣啸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谬论

　　法国人潘鸣啸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曾在我国公开出版过。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奇葩观点：中国发生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不是经济因素（当年粮食紧张和城市就业困难）而是政治因素，是因为“毛泽东要驯服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并列举了1968年大学生造反派搞派性、武斗等事件作为证据。潘后来还写过几篇文章补充论证这个说法。这种观点虽然赞同的人不多，但影响不小，有必要予以批驳。

　　众所周知，上山下乡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最早的规划是周恩来提出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都有相关论述。刘少奇的专门讲话比毛更多，上山下乡应以插队形式为主就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潘单独把毛泽东一个人挑出来，把上山下乡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说成是出于毛个人的主观动机发起，这是毫无道理也毫无根据的。这种用臆测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来解释重大历史进程是一种最省力的“研究”方法，只要随心所欲“大胆假设”，再找一些似乎符合自己需要的材料“小心求证”就是了。但这种“研究”也是最不靠谱的，说穿了不过是人身攻击。潘的“驯服论”实际上和当年林立果的“变相劳改论”一样，只是换了个词。这种观点居然也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家之言，可见前些年一些“公知”们的水平何等低劣！

　　潘的错误首先是逻辑混乱。实际上潘把“中国20世纪60、70年代为什么发生上山下乡”与“选择什么时机掀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这两个问题混淆了。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显然并不相同的问题。用1968年下半年大学生造反派桀骜不驯、大搞派性和武斗、需要驯服作为中国社会产生上山下乡的原因，纯属偷换概念。产生上山下乡的原因不应该仅仅在某个年度的形势中寻找，而应该在中国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寻找。它与“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困难以及6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就业困难的形势显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可能是1968年或其它某个年度忽然产生的。

　　况且，“老三届”只有400万人，而全国知青有1700多万，六九届以后的知青占了知青群体的绝大多数，他们几乎没有参加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为何也“桀骜不驯”，需要“驯服”呢？

　　退一步，就算是讨论1968年下半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的原因，也与“驯服红卫兵”无关。事实是1968年仍然“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主要是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以北京为例，在1968年上半年，中学的军训已进行了一年多，所有群众组织已经解散实现了“大联合”，军训解放军掌握了学校的绝对领导权，完成了整党和整团，部分文化课已经恢复，动员了征兵和下乡，66届毕业生已经部分分配，接受了六九届和七零届学生；此时仍在大搞派性和武斗的是部分高校的大学生（见《失落的一代》）。按照潘的说法，难道是为了驯服大学生就把中学生发配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