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导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大量“二流子”，他们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而且威胁到边区社会的稳定。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二流子”进行改造，如说服教育改造其思想，组织“二流子”参加劳动，发挥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作用，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营造社会舆论等。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良好成效，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改善了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二流子”，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贬义词!其最早出现是在1939年的延安报刊中。此前，延安老百姓称这些人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多指那些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偷、盗、阴阳、巫神、蛮婆、土娼为生的人。抗战初期，边区存在着大量“二流子”。“根据延安市的调查，一九三七年前全市人口不到三千，而流氓地痞就将近五百，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六，延安县的材料则一九三七年人口为三万左右，流氓地痞数字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人口比率的百分之五。如果以延安县流氓比率数来推算全边区，则一百四十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七万左右，即从低估计，说革命前全边区有三万流氓分子，当不为过。”[1]

　　“二流子”“不仅不事生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2]。不仅如此，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二流子”有的沦落为匪，有的被汉奸特务收买或利用，对边区政权构成威胁。“二流子”成为边区乡村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和军政队伍的迅猛发展，日寇的进逼，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本就贫瘠的边区基本物质供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共在延安机关、学校和边区农村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数量众多的“二流子”如果能参加生产，将是一支不小的劳动大军。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改造旧人，发展生产，进而重建新社会的革命理念出发，决定将“二流子”这一群体改造成劳动“新人”，希望“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3]。

　　边区最早开展改造“二流子”工作的是延安和华池两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提出发展生产以来，他们就开始了对乡村“二流子”现象的关注。1942年底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为了把生产运动发展到更高阶段，开始广泛改造“二流子”。1943年边区的口号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教育和改造人是最终的主题。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一流子’”[4]。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就出现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改造“二流子”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