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业史1:打土豪,分田地

2024-06-17
作者: 沈黄粱 来源: 乌有之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作为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着当时的解放区民众,也向着他狼狈逃窜的敌人蒋介石,宣告了这一消息。

  而在之后的两年时间中。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攻城略地,将整个大陆收于囊中。蒋介石则是率领着残部败退台湾。至此,浩浩荡荡的解放战争,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而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也并非将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对付蒋介石身上——要知道,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漫长而屈辱的近代史中脱离出来,摆脱了四方割据的军阀,摆脱了经年不休的战乱。而除了客观上的落后局面以外,来自于这片大地上的人民的审视,也是新政权怎么建立统治合法性的难点所在——怎样才能确保老百姓不把共产党当成下一个国民党?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与过去的军阀并不一样?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是真的想治理好这片土地,而非是把它当作攫取利益的工具?诸多问题困扰着党中央,一切都呈现出一副百废待兴的状态来。

  事要分轻重缓急,毛泽东面对着大把的问题,并没有慌乱,他决意先从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改起来。也就是土地问题着手改起。

  旧中国的土地分配制度是佃农制,这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极其封建与落后的经济制度,大片大片的土地掌握在一小撮豪强地主的手里,他们往往占据着农村人口的10%不到,而90%以上的贫民中农为了谋生,则不得不向地主承租土地,承担巨额债务的同时还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其生活水平也很低,常年生活在温饱线下。

  中共在土地革命(1927-1937)时期,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曾在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没收大地主以及宗族势力的土地,分给佃农以及大量无地的农民。由于地主少而贫民多,这一政策颇有成效的消除了苏区当地的贫富差异,同样也为共产党笼络了大量民心,与国民党需要带着火枪强征壮丁不同,不少农家子弟自愿参加红军,而在后来的反围剿过程中,根据地的人民也为中共的延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按照今日之中国行政区划来看,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时,还未得到解放的省份(市)有广东省、广西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等八个省市区。这些地方尚未收复,而有些收复了的地方,却又因为解放战争战线推进过快,导致无法及时建立根据地,自然也就来不及进行土地革命。因此,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

  在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解放全中国之时,中共对于新解放区和敌占区的土地改革方案,也粉墨登场。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大陆统一,时至1952年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宣告完成。约7亿亩的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免除了农民高达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

  1949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1.13亿吨,仅及1936年(1.5亿吨,建国前最高产量)的75%, 而在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全国粮食生产快速恢复。 52年的各主要工农业指标都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达到1.64亿吨,是36年的109%,人均粮食产量达到285kg。三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13.14%,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0.94%。

  土地改革为中共的统治建立了合法性,也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世俗化政权下的统治。中国终于向着现代世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将封建所有制下的土地分给老百姓,始终只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无非是将地主制经济扭转为了小农经济。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手段,只是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也已足够进步。中国的广大农民沉浸在“耕者有其田”的欢乐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在私有制经济下,剥削阶级总会你方唱罢我登台,土地兼并、阶级分化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要想真真正正的再不受剥削,摆脱“靠天吃饭”的历史,就只有集体化、机械化的路子可走。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政府官网,数据真实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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