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北上，有着复杂心结的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在这个时期，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潜在或非潜在的挑战。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前拟定的《康道炉战役计划》，原本是旨在“继续扩大南下胜利”且“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1]，但徐向前、陈昌浩等在执行过程中强调的却是“应先取道孚……开展新方向的发展”[2]。而据刘伯承回忆，当他率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作为先遣队从丹巴出发前将“南取康定”为主的原计划改作“北进道孚”时，就连张国焘的亲信、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都未予阻挠[3]。虽然此后张国焘仍然坚持“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甚至还以严厉口吻声称“反对可能因此次行动所引起的失望消极的情绪”[4]，然而在3月间红军总部拟定下达的《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中，他的那个“决取康定”的企图，还是变成了“相机取康定”，而且还被追加上了“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5]……

　　1936年4月中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进金沙江畔，张国焘在派出罗炳辉等率红三十二军前去接应后，又拟增派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主力南下雅江地区，以“相机消灭雅江李[抱冰]敌”，并要徐向前前去统一指挥[6]，而徐向前回电的口气却是相当地不客气：“我军是否想在雅江附近与敌决胜负？”甚至还明白无误地表示：“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7]。

　　——那个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似乎是再也听不得见不得有人再提“南下”了。

　　年前草地分裂后，张国焘曾经另立了自任“主席”的“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主席原为朱德）。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初，在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张国焘也不得不宣布“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8]”，几天后又宣布取消了自己另立的那个“临时中央”[9]。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曾经回忆道：“当时军中有些干部已多少看出张国焘领导错误的地方，也有些不满，虽然不是有组织与自觉的反对，可是已有不团结的现象存在着。例如在职干部不愿意工作，要求去红大学习，要求调换工作等现象，虽然还不是普遍的，但在甘南及到会宁会合后，却不断的发生，三次北上过雪山草地时，新剧团小鬼骂张国焘机会主义，战士偷着骂的更多，只不过未向上级汇报罢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