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忽“左”忽右，北辙而南辕

　　对于朱毛周张在1935年6月16日的这个电报，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1]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9天后的6月26日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2]

　　张国焘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3]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佐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4]……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不仅谈不上“成熟的方案”，而且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意气用事”！——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数十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相当精辟地道出了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