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指挥了党？——漳县会议推翻西北局决定
然而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遂于20日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
陈昌浩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况：
……他（注：指张国焘）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会议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向前那时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县。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几点：⑴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⑵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⑶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⑵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从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1]
21日，赶到漳县的张国焘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议内容。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州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2]——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历史的回顾》对张国焘赶赴漳县游说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过程是这样陈述的：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都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了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循化地区渡河。[3]
与此同时，蒙在鼓里的朱德还以为已经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画了押的张国焘此去漳县是落实“北上”部署的，20日那天晚上他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丁、请大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殊不知这才仅仅过去一个昼夜，张国焘就翻了脸，不但成功地忽悠了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把原则之争当作哥们儿之间的“权位之争”，而且还要剥夺他这个“红军总司令”向中央发电报的权力！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动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封锁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护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英、洛、毛、周、彭、贺、任、刘（指人密译）：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
（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5]
然而，获得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而有了底气的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贺、关、刘首长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历史的回顾》中对漳县会议这段史实只有简单的一段话：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6]
而另一位与会者傅钟的回忆则详实清晰得多：
到了漳县城外的三岔，见到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总指挥、周纯全等同志。接到通知的委员们也先后到达了。这时我才知道，张国焘到漳县之后大发陈昌浩一通牢骚，说四方面军就让陈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坐班房，根本不提会议的决议，似乎只是他和陈昌浩之间的个人意见分歧。再加上仅从四方面军这个局部看，可以避开胡宗南这股强敌，西渡黄河也有好处。他争取到前敌指挥部同志的同意，就下达了停止北上，转头西进的命令。部队已经行动，朱总司令“停止一切行动”的命令并没有执行。看来木已成舟，难再挽回了。
这次开会张国焘情绪又很好，气也消了，牢骚也没有了，也不提辞职的事，查着地图讲了很多。因为有人说他擅自改变会议决议，不合组织原则，他首先为自己辩解，说上次讨论不充分，有的委员没有参加，这次详细讨论也不能算错，定出好的文字，减少部队损失，是件好事，等等。更多的还是讲他那个西进方案的“优越”。他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容易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注：应为马步青）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再说，北上静会作战也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单说五军，炸弹十个有五个打不响。胡宗南呢？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全，且供应充足。两下一比，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上回我说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不是吓唬人的。
……
朱总司令作了长篇发言。他语气缓和，详细地、有分析地比较了两个方案，轻轻带过张国焘擅自改变党委决议的错误，也没说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反对中央统一部署，只说原来方案比第二个好处更多。朱总司令用心良苦，他在尽量缓和空气，消除对立情绪，以求争取他们执行原来方案。
他说：原来方案最大的好处是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增强红军力量，使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破产。这个局面，会增加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和我们一起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进行抗日。共产国际有这个要求，党中央也是这样部署的，目的是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从军事上也是可行的，仅从四方面军看困难确实不少，三个方面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困难可以克服，如果先胡宗南之前占领会静地区，那形势就更为有利。这个战机万万不可失之交臂。第二个方案，很明显三个主力红军会师不知何年何月，至少要推迟，这就会影响张学良决心，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要延误，一、二、方面军的侧翼也要暴露，处境艰难。所以我坚持第一方案，从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优点多。
陈昌浩比我们早到漳县一步，可能已经受到指责了，情绪不好，也表示不想当方面军政委。他在会上只是表露个人感情，对方案本身谈得不多。
我除了表示同意朱总司令的分析，并说向北是对的，往西是不对的。同时还对一些人对岷州会议提出的质疑作了说明，也劝陈昌浩不要辞职，不管怎样，都需要同心努力做好工作。
这次会上，在前敌指挥部的同志谈得较多，表示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队已经行动，让张国焘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
再僵持下去更会延误时间。朱总司令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作好工作，减少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7]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记载：朱德在这次会议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方针，阐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他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
他还说：
岷州会议的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论讨论作出的，作为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改为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8]
虽然会议最后采纳了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意见，朱德还仍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并向陕北报告。[9]
为了解除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主力将独立迎击胡敌”的顾虑——《历史的回顾》曾经有过表述[9]，彭德怀还于1936年9月25日电请毛泽东转致朱德、张国焘：“奉毛主席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二十七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10]”。
可张国焘仍然要一意孤行。
注释
[1]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张国焘关于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致周子昆等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朱德关于北进会合致中革军委电（1936年9月20日2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西北局决定之静会战役计划原案致林育英等电（1936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4～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7]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4～第7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德在漳县中共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谱（1885～1976）·上》（新编本）第5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0]《彭德怀关于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致毛泽东转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