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作美？“西进”的心芽还要复萌！

　　然而天不作美，老天爷也出面来说话了。

　　《历史的回顾》中写到了西进勘查路线的结果：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1]

　　都这样了，张国焘仍然固执己见，在1936年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他又提出“绕道而行”。

　　《历史的回顾》对洮州会议的情况仍然只有简单一句话：

　　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2]

　　而另一位与会者傅钟的回忆更为详实清晰：

　　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坚持，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笔者注：这是共产国际指示声称“不能允许”的，也是后来西路军一位主帅一直孜孜于心的设想）。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3]

　　徐向前、陈昌浩都说得很在理，要再过人烟稀少就粮困难的雪山草地，部队真是不好带了。就是这次掉头西进，也曾发生了“整连的逃跑”，而且人家来去清楚明白——出走前还留下信来：“等到你们真正革命再见”[4]。

　　的的确确，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是真不想再折腾了。

　　那天，红二方面军贺、任、关、刘首长也致电请党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5]，党中央也迭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除明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并详陈理由外，还告以了“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是绝大困[6]”等情况。

　　朱、张、徐、陈致电党中央，决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变”[7]。

　　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告中共中央：“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8]。

　　次日，朱德、张国焘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9]”——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而这个称谓变化的重要前提——是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被迫放弃西进主张”。

　　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掉头北上。

　　三军大会师前的这一段插曲，史称“甘南风波”。

　　后来，徐向前曾回顾过这个“风波”，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当时，后梯队多数领导同志要赶快行动。可是张国焘这个家伙却到前边来搞我，调动部队在临洮。到了那里一调查，路线过不去，我说不行，就赶快回来了，通不过去，赶快选个好地方这么个立场上，同意那个计划的。不晓得张国焘有自已的打算。临洮回来后，我就认识更清楚了，张国焘怕会合。因为会合后，他（认为）他的总政委呀，什么的都没有啦！只有反党头子、张国焘路线嘛，那还不是要撤职。他一次曾给我讲：“这次去呢？军队我不能搞啦，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从此可以看到，张国焘是不愿会合的。他是想把军队抓在手里作工具，与中央对抗。[10]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一支部队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央，“党中央”再次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11]：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折腾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头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坚持“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12]这样“预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还是徐向前把张国焘看得透——“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颠覆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张国焘，他一笔墨汁儿，泼黑不了天！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老天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机缘，这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还会开花，还想结果！

　　果不其然，在一个月后“宁夏战役”中，这纠结的心芽，再次复萌。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第7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怀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贺龙等关于建议中央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致中央领导人电（1936年9月2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9月27日18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应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接受物资致中共中央电（大意）（1936年9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9]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历史概述（节录）》，《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45页。

　　[10]《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九十三师行动的电报（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2]《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关于先期占领甘北等问题（1936年9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似有一电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内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之提议——参见《贺龙、任弼时等请求红四方面军暂停止在现地区待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