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九十周年：掸去无妄之尘，九十周年弥新

　　遵义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解释党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失败，两个会议决议和陈云的手稿都对此作了同样的回答。

　　《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这样说的：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用更强硬的语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导致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执行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路线，忽视了中国国内战争的基本战略和战术原则。

　　陈云的手稿则旨在将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广大干部：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执行正确的军事指挥，就一定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中国的局势将会大为改观，革命运动和苏区将得到发展。

　　这些，也正是毛泽东军事路线重新成为党和红军指挥纲领的基础。

　　在遵义，毛主席成为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的惟一代表，以及将来能领导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惟一人选。

　　李德也说：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取得党和军队领导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第一步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取得了最高领导权。

　　遵义会议在党史上地位深远在于其“转折”，它标志着「中国道路」的真理性开始融入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让中国革命看到了曙光。

　　历时两年之久的长征，其本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通过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寻找到革命的解决方案。

　　在长征以前，张国焘的红四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失去根据地，方志敏全军覆没，任弼时则因与贺龙汇合而幸运得救——这些失败的根源，都是由于同共运的基本方向产生冲突。

　　也正因如此，在共产主义性质的万里长征中，必然会诞生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红军领袖、中国革命领袖。

　　这个人只能是毛泽东。

　　还记得四年前出版的新版党史（简史）吗，相比过去版本有诸多变化，首先比较醒目的变化就是在长征板块。

　　特别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主席领导地位之后，新版《简史》着重强调了遵义会议后渡过金沙江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成功摆脱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围堵的关键，在于毛主席的指挥。

　　在旧版（2001）《简史》中，对渡过金沙江仅仅一句轻描淡写：

　　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而在新版（2021）《简史》中则加大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