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1953年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

　　1953年9月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值得我们关注。二人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1953年之后中国走向的争论。梁漱溟作为民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着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四面受敌的新政权容不得错误思潮忙中添乱，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重视批评梁漱溟的原因。当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作具体分析，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深思远虑。

　　一、梁漱溟的性格特质

　　对于毛泽东与梁漱溟在1953年的争论，我们既要有聚焦，又要有延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次争论有更清晰的认知。对梁漱溟的性格特质进行解读，应当是非常必要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在广东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依靠李济深。据梁回忆：“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梁漱溟三次乡村建设的失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国民党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据梁漱溟回忆：“还记得会上发生过一段插曲：由于我发言较长，先讲乡村建设，后讲抗战民众教育主张，傅斯年打断我的话，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你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会后我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要点是强调全民总动员，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体民众的抗日救亡教育。”梁漱溟救国之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看问题时多端寡要，言不及义也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自身的问题，梁漱溟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而是觉得“当时会议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人寒心，梁漱溟对国民党失望，对抗日前景感到悲观。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为此，1938年初梁漱溟前往延安，希望从共产党这里得到答案。对于毛泽东关于抗日前景的回答，梁漱溟心悦诚服。但是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论，这次争论可以看作二人的第一次交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抗日，两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并不急于作出结论。据梁漱溟回忆：“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作为不影响大政方针的思想碰撞，当然是可以温情脉脉的。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则处在中国往何处走的当口上，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击错误思潮。这并非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对于梁漱溟观点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做法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方面又放出了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是早有认识、并做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愿有一线生机，‘死马也要当活马治’，还想真的把它治活哩。”第三方民盟在中国共产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拟定了一份调停方案，这份方案对于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据梁回忆：“周公打断我的话，严厉地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嘛，究竟是为什么……’我一听周公的话，大吃一惊！这几天，只顾得急忙写方案，讨论方案，匆匆忙忙让大家签名，分送，居然谁都没有想起以前的约言！我是秘书长，是这一方案的产生的实际执笔人和主持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呀！”中国共产党一方的真实感受是“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梁漱溟不谙政治，对于关键事情的利害关系看不透彻却并不自知。这就导致了梁漱溟对时局的一次次误判。梁漱溟在关键时刻差点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在中共领袖心中不能不有所触动。

　　1938年，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谈话。

　　新中国成立伊始，梁漱溟并不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坐稳江山。“简要地说，我当时思想状况，仍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民主党派失去了“调停”的政治土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梁漱溟）当初梦寐以求的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在是否要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梁漱溟也有误判，后来他反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而梁漱溟下一次误判，则是1953年。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批评梁漱溟了。

　　二、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提到了工人农民生活水平有九天九地之差。毛泽东则不点名批评：“有人替农民叫苦，说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从前我们在延安时也是有人（没点名，大家知道，指李鼎铭，是个绅士，读书人）为农民叫苦。怜惜农民是小仁政，为了革命（在延安，用兵打仗是大仁政），现在抗美援朝是大仁政。”梁漱溟“散会后回家，中夜起来写信给毛主席，申明我不曾反对总路线，愿见面一为陈白”，意在让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9月13日，梁漱溟当面交给毛泽东信件，两人在晚上有所交谈，但是没有解除误会。梁漱溟心有不甘，想要在大会上再次发言，重述己见。9月17日，大会批判梁漱溟的调子定为“一贯反动”，毛泽东说他是伪君子，以笔杀人，主导了这次批判的方向。“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人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人，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毛泽东的插话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对总路线与农民的态度，对梁漱溟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梁漱溟意识到严重性，想要申辩，大会以时间太晚为由，只准许他明日发言。

　　9月18日，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盯着毛泽东问毛泽东要雅量。如果毛泽东承认误会他了那么毛泽东就是有雅量，如果毛泽东不承认误会了他那么就是没有雅量。毛泽东明确回复这个雅量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政协委员让你继续当下去的雅量还是有的。梁漱溟则表示这是无关紧要的。在毛泽东眼中，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为人民服务与共产党紧密相连的紧要职位。梁漱溟的这一“无关紧要”使毛泽东很生气。台下的人也群情激愤，要求梁漱溟不要胡言乱语。梁漱溟则始终坚持公平的待遇。毛泽东选择让梁漱溟用10分钟讲一讲要点。梁漱溟则不依不饶说10分钟太短。面对台下群情汹汹，毛泽东只能选择投票选择是否让梁漱溟讲话。毛泽东带头举手让梁漱溟讲下去，可是大部分人选择不同意。群情激奋时，陈枢铭站起身来，询问毛泽东梁漱溟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

　　“陈枢铭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评也不行。’”“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这大概就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没有把梁漱溟当作“反革命”，而是希望采取“耐心地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梁漱溟是非常爱护的。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听取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梁漱溟希望自己在天下再次大乱时仍能够奔走、斡旋于各方，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动摇分子”。

　　三、梁漱溟的反思

　　正如梁漱溟所说：“我由童年来，一生妄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自任，盖未尝一日为身价谋。在过去多出于英雄狂气，远有愧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之一片纯诚，不存有‘我’念。自经1953年9月主席在中央政府会议席上严词训教后，既有觉悟于主席斥我为伪君子者，即自勉于向无产阶级而改造自己。”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争论。

　　梁漱溟

　　梁漱溟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却很难说做到了自我批判，缺少辩证思维，因此对具体的现实形势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判与后知后觉。梁漱溟自称：“我自己的长处有两点：一点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点是不肯苟同于人。”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没有合理的界限，事物将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不肯苟同于人”就变成了“固执己见”，“好用思想”就变成了“纸上空谈”，误人误己误国。1953年9月16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批评梁漱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可以说，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梁漱溟的性格特质。但是在国家前途的争论上，毛泽东不能再像延安时那样和风细雨，而是要对错误思潮予以坚决批判。至少，为了民主之名而让梁漱溟的书生之见影响大政方针，是对人民极大的不负责任。

　　事后梁漱溟自我反思：“从道理上说，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50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了。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应当说梁漱溟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了毛泽东对于他的批评。事情发生之后，也有旁观者清，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讲：“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是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来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这样的认知是很客观的。可以说，在有识之士的眼中，这从来就不是一场意气之争，而是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对于错误思潮进行的坚决斗争。不幸的是，梁漱溟因为在争论中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深意而受到了伤害。梁漱溟并非是有意破坏国家前途，但是他的言论很可能会掀起一股错误思潮，为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所利用，起到迷惑人民的作用。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深知“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因此，这场批评也就显得那样必不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