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安政治，金钱外交和奴性文化把宋朝推向了覆亡
一
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到公元1279年大臣陆秀夫抱着幼帝赵昺崖山跳海殉国为止，宋朝享国约320年。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
在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王朝中，宋朝版图最小，然而，宋朝的GDP却又是历代封建王朝不能望其项背。宋朝科技领先于世，“四大发明”中的三样（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产生于宋朝，“四大发明”在宋朝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促进了宋朝商贸的空前发达，而宋朝却又因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推行庆历新政和变法。宋朝建立的军队数量之多为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然而，宋朝的军队又是历朝历代战斗力最弱的，除了立国之初打过几场像样的胜仗，尔后就基本上是屡战屡败，没有赢过。宋朝跟汉朝一样分为两段，汉朝分西汉与东汉，宋朝分北宋与南宋。但是，在文化上，却又大不相同，西汉文化与东汉文化区别很大，而北宋文化与南宋文化却是一样的。
两宋覆亡都很突然，纵是读宋史，也对两宋的覆亡有种种猝不及防的感觉。
然而，历史又从来都是严肃的，它所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它的道理，即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历史老人的所有收藏都不会以后人的好恶而更改。这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便是走进历史，纵观历史，以事究史，知史而明理。
一切热爱历史的人都很难不被宋史所吸引。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宋史，纵观宋史，探求宋史。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么三件糊涂事，导致了宋朝的覆亡。即苟安政治；金钱外交和奴化文化。
二
宋朝政治上的苟安思想实属罕见。虽然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有苟安思想，但像宋朝那么苟安得离谱的却是没有过。宋朝的苟安思想，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也渗进到了宋朝政权的骨子里面。
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特别注重一个“防”字，防谋逆，保皇权。这么设计，既有对前朝覆亡教训的吸取，也有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考量。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登上皇位本来就是谋逆篡位；宋太宗赵光义的继位也是留下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迷。这些，应该对皇帝设计宋朝的政治制度都有影响。
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宋太祖看到了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不是祸起萧墙，而是官权膨胀摆脱了对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认为，藩镇之所以能够与皇权对抗，主要是他们“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于是，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便同时展开了对藩镇和节度使的针对性控制。手段主要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 收其兵权。
这样一来，先朝权力熏天的节度使在宋朝只相当于知州，宋朝的藩镇也没有了地方税收，都只能依靠中央财政。
在宋朝，官权确实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对此，我们也可以从《水浒传》中窥见端倪。水浒传中那么多官僚，没有一个有能力像安䘵山那样造皇帝的反，逼得没办法了，也只能上梁山。
宋朝不但强化了皇权对官权的控制，也强化了皇权对兵权的控制。对于兵权的设计，宋朝堪称历史一“绝”。
“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这是宋太祖的名言。从士兵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太祖赵匡胤太知道军权的重要了。为了把兵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宋太祖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比如军队平时管理训练上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比如禁卫军队指挥上的“三衙统领”。比如军队调动上的“枢密使”负责，领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等等。坊间“杯酒释兵权”的段子，说宋太祖巧计夺走了把他送上王位、跟他一道起家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开国将军的兵权，也不是捕风捉影。
如此这般操作，对于稳定国家政权自然有好处，也是一种开创性的改革。问题是这番操作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保皇位。
宋太宗继位后，又进一步对宋太祖设计的制度框架进行了完善。
于是，宋朝这个拥有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庞大军队的朝代，其军队却又是最不中用的。除了宋太祖亲自带兵征战天下的时期打过一些漂亮仗之外，就基本上找不到宋军的战绩了。
因为军队的指导思想是保皇权皇室，国家次之。于是，宋朝庞大的军队主要部署在宋京开封。史称“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京都实际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可驻军却超过了全国军队的一半以上。这一部署可谓是古代版的“攘外必先安内”。
这样一来，军队再多，也没法实施对边境的有力保卫。加上宋朝对将领的管理实施的是“将从中驭”，即战时由皇帝绘制作战决心图交给前线将领，前线将领按皇帝的画的图打仗，既延误战机又瞎指挥，加上军队平时管理训练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宋军每次作战基本上都是吃败仗就在所必然了。
也是由于政治上的苟安思想，军队吃了败仗在庙堂眼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重要的是苟安就行。于是，便有了“澶渊之盟”。
咸平二年（999年），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县），依城消极固守。次年正月，辽兵在瀛洲（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生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之战，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一路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黄河边的澶洲（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宋都开封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敌军兵临城下的严重战事，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开封，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宋朝的另一大臣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反对逃跑，力请宋真宗赵恒前往澶洲前线督战。大将杨嗣和杨延期（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杨延朗也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这一主张虽没有被宋真宗采纳，但也给宋真宗打了一针“鸡血”，宋真宗御驾亲征了。
虽然宋军兵不知将，但知道皇帝。宋真宗进入澶洲后，宋军士气大振，还射杀了辽南京统军史萧挞览。辽、宋两军进入相持。
本来，战争的走向对宋军变得越来越有利了，对劳师远征的辽军变得越来越没利了。但宋朝的苟安政治想的是如何求和，让辽军快点撤走。而辽军南侵既定的方针又是以军事威胁和政治讹诈抢夺财物为目的。这样，宋、辽双方便坐到了谈判桌前。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概括起来有三点：
其一，宋辽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结成兄弟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用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就是两国“互相尊重”，“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面子功夫做足给宋朝的老百姓看。
其二，大宋每年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宋朝是负责任的国家。
其三，双方不得在边境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用今天的外交语言就是“开展国际追逃合作，深化互信共赢”。
值得一提的是，澶洲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宋真宗罢免了寇准，由王旦接任相位。至此，北宋再无主战人。
澶渊之盟以前，中国历史上民族间带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协方式一般是“和亲”，而澶渊之盟则开启了后患无穷的经济“输贡模式”。
与此同时，伴随澶渊之盟的是大宋王朝公然放弃了燕云十六州的主权，承认了大辽对这个重要地区的占领与统治，让国家统一进程整整延误了400年，直到400年后的朱元璋才收回失地，完成国家大统一。
三
“澶渊之盟”不但是宋朝的重大外交事件，也是宋朝的一个转折点；不但影响了宋朝的历史走向，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广泛的影响概要地讲，就是开了金钱外交或曰利益外交的先河。
应该说，“澶渊之盟”最先让宋朝的庙堂之上尝到了花钱买平安的甜头，而且还赢了面子。不就是每年给辽10万两银子，20万匹绢么，洒洒水啦，何况还有“宋帝称兄，辽帝称弟”之明文规定，加上盟约的签订者宋真宗驾崩时，辽圣宗还“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宋朝庙堂认为这钱花得太值了。
当下很多人谈到“澶渊之盟”的时候，也大唱赞歌，说是“理性外交”，赢得了和平发展环境什么的。
就宋朝的经济实力来看，花这点钱确实既没有伤筋，也没有动骨。还买个和平。而且，宋朝的制造业、工商业等等都世界领先，花出去的钱还会通过国际贸易赚回来。对于不差钱的宋朝来说，经济帐确实合算。
宋朝的经济实力有多厉害呢？对此，我们也有必要作些交待。
根据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的专著《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中后期的国家税收为7000万贯到8000万贯。最高税收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即使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国家税收也达到了1亿贯。一贯约等于0.7白银，保守估计，宋朝的税收平均每年也有6000万两白银。
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牛，那好，我们来作些对比——
明隆庆5年（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给国家带来的税收也不过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最多时也不过1500万两白银左右，仅仅是北宋税收峰值时的1/10，南宋的1/6，尽管这时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宋朝不但农业发达，工商业和科学技术也是当时全球翘楚，还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宋朝工商税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
宋朝工商税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窥探到宋朝的经济盛况：商铺林立，建筑豪华，人流如织，衣着华丽。
直到宋亡600年后的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宋朝朝廷很有钱，社会也同样很有钱。在“水浒传”中，林冲这么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一个卖炊饼的半残疾人武大郞住的也是小二楼别墅。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对当时社会的富足都有些不适应，抱怨道：世风日下，凡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1275年，当来自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南宋的京都杭州的时候，立即被眼前的繁华惊得瞠目结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杭州民宅雕梁画栋，百姓穿的是绫罗绸缎，再穷的人也有肉吃，街上美女如云，穿金戴银，花枝招展……
而马可.波罗看到的还是经过了十数年宋蒙战争破坏的杭州。可见宋朝当时的经济领先世界很多。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和“会子”，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钱庄。这是宋朝商贸的极其发达的标志。
宋朝最大的远洋海船长达30多丈，宽7丈5，深9丈，可载5000石货物或600人，按今天的吨位已是200多吨。宋瓷器、丝绸、茶叶等等，行销全球。
当下一些人称赞“澶渊之盟”，依据的也就是宋朝的这个经济实力，而没有看到“澶渊之盟”带来的无穷后患。历史之所以关注“澶渊之盟”开启的金钱外交，利益外交，也并不在金钱、利益本身，而在于它埋下的隐患。这个隐患，最终使宋朝国家精神意乱情迷，见利忘义，把宋朝推向了孤家寡人的绝境。
开了“澶渊之盟”这个金钱、利益外交的头之后，但凡外交摩擦纠纷，宋朝庙堂之上就用钱来摆平。慢慢地，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成了宋朝的国家信条。
比如，出使宋朝成了辽国大臣的香饽饽，每次都会收到宋朝的“馈赠”，许多人因此发了财。有位姓萧的辽大臣看到辽金战事吃紧，便把把接受宋朝的馈赠捐献出来，以助辽国军饷之不足。一个辽国大臣从宋朝所得财物居然可助国家军饷以一臂之力，可见宋朝为了苟安花掉了多少钱！
后来，宋朝对西夏、对金也是一样，破财消灾。
公元1110年起，辽国治下的金人起义，势同烈火，辽国岌岌可危。这时，金人专程访宋，提出要和北宋联合灭了辽国，好处就是燕云十六州。
北宋看到辽朝已经油尽灯枯，没有什么利好了，于是，北宋立即撕毁与辽国的盟约，转而联金灭辽。因为，联金灭辽划算。
此事气得来宋的辽使当庭破口大骂：“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一一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最后，辽使当庭哭了。因为，辽使这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哥”变了，变得很势利了，变得不认识了，变得不能回头了。
国家重利轻义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丑恶现象频出，各种矛盾增多。于是，便有了宋朝的宰相高俅要霸占一个下级军官林冲的妻子这样的糗事。也有了方腊、宋江的起义等等。宋朝庙堂开始忙于全国各地“扑火”。
更要命的是，本来是说好宋、金共同出兵灭辽的，结果宋朝派不出兵。
方腊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啊，宋朝庙堂决策者只得急忙命令派联金伐辽的十五万禁军和西北边兵，改道日夜兼程南下，镇压方腊起义。
但这些，对于金这个局外人，不理解呀，加上北宋对辽的表现，金对北宋的印象是背信弃义，杀北宋的心都有了。
这样一来，北宋不但背叛了辽，也与金结下了“梁子”。而且，北宋国内也是矛盾堆积得越来越多。
于是，等金国把平辽之事搞掂，反手便给北宋来了个“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杀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后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所谓北宋灭亡，即指此事。
其实，金朝本意只是抢东西，没有想过要灭掉宋，他们只是没想到宋朝这么不堪一击。弄得金将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这哥俩把北宋能拿的都拿走（包括徽、钦二帝）后反倒不知所措了。因为，金朝的目的是让宋朝为自己输送GDP，而不是灭了宋。
如果金的目的是要灭掉宋朝，以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哥俩的战斗力，在擒获徽、钦二帝后，一鼓作气，灭掉群龙无首的北宋那点残留是轻而易举的事，那还会给其喘气坐大建立南宋的机会。
他们哥俩没这么做，而是慌忙册立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们女真族的傀儡政权。无奈这个张邦昌是扶不上墙的稀牛屎，金军一走，张邦昌因没有能力服众又乖乖地把皇位交给了赵家宗室康王赵构。
令金人没有料到的是，蒙元这个野蛮部落异军突起，不但控制了草原，而且“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南宋庙堂见之，又倒戈了：联蒙灭金。
于是金国使者又像当年的辽国使者一样，当庭责问南宋的决策者：“金宋是战略同盟，坚持睦邻友好，尊重彼此主权和利益关切，几十年的兄弟关系……”
历史在相同的条件下真的会惊人地相似重复出现。北宋晚年的那一幕又在南宋彻头彻尾地上演了一次。
现在网上有种论调，说什么南宋顶住了强悍的蒙古军队40多年的进攻，完全是胡说八道。真实的历史是南宋帮蒙古人灭了金朝之后，彼此还进入了一段蜜月期。
南宋与蒙古人交恶的原因是南宋反悔了，认为自己得到的不够，应该把祖宗的开封从蒙古人那里要回来。同时，过着美好生活的南宋人，压根就看不起茹毛饮血的蒙古草莽。
于是，南宋又再度撕毁合约，趟过淮北偷袭蒙军。
好在当时蒙古军团全力西征，对南下真没兴趣。毕竟，往西打有草原，而江南的良田又不能放牧，屁用没有。但南宋与蒙古的“梁子”却结下了。等忽必烈忙完西征之后，就开始追究这事了。
两军一交手，南宋才发现这些北蛮子相当厉害，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南宋又向蒙古称臣，划长江为界，每年向蒙古进贡。忽必烈也消了不少气。
然而，新的合约刚签订，忽必烈家里就出事了，急着往回赶。南宋见机，立即毁约偷袭……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蒙古人打仗很厉害，但头脑却远没有宋人那么复杂，简单很多。
“你玩弄老子，看老子打不死你”。被南宋庙堂决策者一次次当猴耍的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本来，忽必烈要灭掉南宋并不容易，甚至还有被南宋反噬的可能。这倒不是因为南宋如何厉害，而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狠角。就像当年的楚汉相争，中间还有一个韩信，韩信倒向谁，天下就归谁一样。
这个人就是据守山东的李璮。李璮手里的兵，比当年韩信手里的兵还要多。他名义上是蒙古的大臣，但李璮却不上蒙古的朝。忽必烈也没办法，这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强悍了。
李璮是个汉人，他私下里和南宋朝廷的关系也“铁”。不过，两面的账他都不买。
忽必烈要收拾李璮，李璮也感知到了。
李璮知道自己要活下去，就要干掉忽必烈，但李璮没这个实力，加上南宋就够了。
于是，李璮和南宋形成了秘盟。李璮还把涟海三城献给了南宋。
万事俱备后，东风也来了，忽必烈的弟弟造反了。
李璮听闻忽必烈已经出兵大漠，毫不犹豫的造反了。他士气高昂，杀光了自己守备区的蒙古人，然后进占济南。眼看蒙古的生死劫到了，南宋却再次违约，根本不发兵。
更让李璮想不到的是，忽必烈听说他造反以后，连弟弟也不征讨了，回头就来打他，而南宋在旁边看热闹……李璮死了。
所有的朋友都玩完了。当贾似道抬着数不清的财宝拜谒忽必烈求和时，忽必烈命人抬出蒙、宋这些年来的所有条约，对宋使说：“只要你能从中挑出一份你们兑现过的，蒙古大军就立即全部撤回，永远不犯南宋……”宋使哑口无言。
祥兴二年（1279年），元军向崖山（广东省新会县南海中）的宋军发起了最后进攻，宋军失败，陆秀夫怀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元太祖忽必烈把南宋灭了之后，也立即想到一个问题：俺蒙古族要中原干毛？俺蒙古族一不会种庄稼又不懂农时，更不会做农具。中原大地一时之间还真的成了忽必烈的一个包袱，甚至忽必烈还有过把中原的亿万顷良田全部种草，改造成牲畜牧场的想法……这一切都说明忽必烈根本没有想过要灭掉南宋。
宋朝灭亡得近乎尴尬，面对这一历史罕见之事，有人说，两宋死得很冤。
冤吗？非也。
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谁要是丧失了道义，谁就注定要走进坟墓，只是两宋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罢了。
四
宋朝覆灭的另一根本原因那便是宋朝的奴性文化。
宋朝文化也是一道文化奇观，每当说道宋朝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唐诗宋词，其实，宋朝文化远不止宋词，宋词充其量不过是宋朝的文艺，在宋朝的文化中占比并不是很大。宋朝的核心文化是程朱理学。
就宋词来说，虽然华丽动人，但基本不能给人以方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词就是这样，让你美得找不着北，却根本就没有给人以方向，也就没有扛起文化化人的使命，还使人成了“风月”的“奴隶”。
在整个两宋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国家文化认同的。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的引领。这个时候，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也都看到了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就有了后来范仲淹、“三苏”、王安石等人的筹划，于是，才有周敦颐等理学人物的脱颖而出。
两宋理学从周敦颐创立到朱熹成熟，倡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之人生境界和人生风骨，也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但整体上来讲，却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泥潭。最后在朱熹那里，理学成了准宗教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即“三纲五常”（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所有的人都被理学驯化为权威下的“奴隶”。这也是崖山之战后十万老百姓跟着幼帝跳海自尽的原因。
古今中外，凡是匍匐于“权威”脚下，戴上了精神枷锁的民族，结局无一不是失败。
宋朝文化的另一个更为长久的主流则是金钱文化。在宋朝，金钱就是王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发财。这也是为什么“商”在宋以前都不能进入社会主流，而到宋朝之后却成了国之四民中的一民的原因。
就发财一事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钱的来路正不正当，用途合不合理。
而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宋朝不但缺乏正确引导，还长期错误地引导。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宋真宗之口。宋真宗就是那个签订“澶渊之盟”的北宋的第三个皇帝。
北宋宰相吕蒙正的《寒窑赋》料想很多人都读过，其价值导向也是升官发财。
可见，发财占居了宋朝朝野上下的精神世界。
问题的严重性永远还不是这里，比发财更严重的是花钱的糜烂。
苏东坡的朋友张生发了财。然后，张生80岁的时候娶了一位18岁的的妙龄少女。还洋洋得意地自我调侃：“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而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名人竟然还跟风打趣：“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金钱把宋朝的下半身文化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纵是王安石这样的明白人也没法冲破，还留下了戴绿帽子不生气，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千古笑柄。
至于花柳词人柳永反映出来的社会下半身文化，纵是在今天，也让人惊掉下巴。
宋人掉进了钱眼里，掉得很深很深，又使朝野上下成了拜金主义者。人一旦成为金钱的奴隶，创造就会异化和失衡，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这便是宋朝经济实力很强，却入不敷出的原因。巨大的奢靡消耗。加上官僚贪腐，富豪垄断，宋朝财政危机如约而至且日益成疴。《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赤字。随后，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重，这便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目的都是开源节流，扭转国家财政赤字。
可以说，中华汉唐的英雄主义文化在宋朝转弯倒行了。取而代之的宋朝文化不但不能给人也方向，还导致了人的精神的匍匐，一句话，把人“奴化”了。虽然也有带来过经济繁荣，但却不能持久，就像喝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不耐跑，越往后越不行一样（我们将对此话题专门单独阐述），无法支撑时代的发展。
以上这些，料想谁也否认不了是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引人侧身回望长咨嗟！
【文/佛兰次小区，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