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也谈“伤痕”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撕裂1999:上海工业往事》，作者署名“路明”。文章写于2020年。

　　读着这篇文章，上海这几十年的变迁在眼前展现出连续的画面：曾经在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上海，曾经让全国人都以拥有为荣的“上海制造”，曾经令人仰慕的“全民国营厂工人”，曾经靠现实的“工厂如家”而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切都像翻书一样翻页过去，虽然记忆犹新却宛如隔世。

　　看到昔日被誉为“共和国长子”而倍感自豪的国企工人，转眼之间就落入社会最底层而无人正眼相看，真的就像被遗弃的孩子在路边为了生存而无助地苦苦挣扎。在以往的几十年，他们拿着虽然体面但并不算高的工资，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上缴了国家，这才有“87块钱上缴，13块留给自己”的说法（据《上海财政税务志》，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3283.66亿元，占83.94%。）他们把一生的辛劳，包括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到头来还要他们为社会转型的代价承担巨大的压力。这难道公平吗？

　　“申九是国企，我们就是国家的人。申九要破产倒闭了，国家难道见死不救吗？”这是被迫下岗而几近绝望的工人们所发出的怒吼般的责问，难道没有道理吗？不是说好了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在宪法里也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吗？从来都是勤勤恳恳，遵纪守法（还不乏劳模，班组长），怎么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一句“亏损倒闭”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前几十年的利税贡献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

　　文中一幕幕伤痕累累的描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可是又有多少文学家关注到了这一切而把它记载在文字里的呢？

　　下面摘录该文中几个历史性的画面：

　　《下岗前》

　　——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营厂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婆罗门。那时的苏州河、黄浦江两岸，星罗棋布着数百家纺织厂、机械厂、钢铁厂、食品厂。一到下班时间，几千辆自行车汹涌而出，泛滥到马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国营大厂有自己的邮局、理发店、医务站、图书馆、招待所，过节发糖，发带鱼，发搪瓷杯，发工业券，发冻鸡冻鸭。工人进厂就能分到宿舍；结婚送热水瓶、“囍”字痰盂和床上四件套；小囡生下来45天放进厂办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子弟小学、附属中学、附属技校，将来可以顶替父辈进厂上班；退休工人去世，工会送花圈、挽联，工会主席致悼词。生老病死，工厂全包。他们是有依靠的。

　　《下岗》

　　——据《普陀区志》记载，申新九厂鼎盛的时候，有“纺锭125952枚，气流纺4800头，织机815台”，每年上缴的利税可以再造一个申新九厂。进入九十年代，面对外资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曾经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已经落后，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形成恶性循环。“投入一块钱，生产线里转一圈，只剩下八角。”当时社保制度尚未健全，退休工人的工资及福利全部由厂里承担，工厂早已不堪重负。申新九厂在岗职工七千五，退休工人超过八千。一到厂里发退休金的日子，财务科人山人海，两三天才能发完。领导班子日夜开会，分析利弊，哪些产品铁定亏本，哪些还有盈利的可能。日算夜算，算来算去，所有的产品都要亏。“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除了关门，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