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起义
生产力只能决定下限，这个下限是指人不会被饿死，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突破下限必然会发生造反、起义等事件，而生产关系或者说分配方式可以拉高这个下限也可以击穿这个下限。
对于生产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地里能产多少粮食，这些粮食在交完捐税之后还能剩多少，够不够吃。当然你也会说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劳动过程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的能力。但是最根本的生产力不是满足各种物欲的，而是满足活着，这个哪怕是诡辩也藏不住的东西的。只有满足活着这个前提条件，才可以有后面的一系列其他活动。
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出自《尚书-汤誓》这应该是记载的最早的起义口号了，可以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统治阶层才能逼得底层人民喊出，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秦末起义，两方面第一征调劳役，使人民不胜负担，秦一统后短时间内同时进行伐匈奴、征南越、修长城、开驰道、建离宫别官、筑阿房、挖骊山等，这些征伐和工程需要大量的脱离耕地的劳动力，当是全国人口仅有2000万左右，而每年征调的劳动力不下200万人，这样全国壮年男子大都被征发服兵役徭役，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第二赋税十分沉重，上述的征伐和工程所需的费用，都是取之于人民缴纳的赋税，因而秦朝征收的赋税越来越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农民要把全年收入的2/3以上作为赋税上缴，以致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现象。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地里的粮，跟不上消耗了。当然大泽乡起义是掺杂着迷信色彩的，不过他充当了发动和组织人民的作用使起义得以实现。
两个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伐无道，诛暴秦”，第一个打破血统论，在实质的起义过程中扫荡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奴隶制残余势力。史书记载陈胜所领导的农民军“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到处冲击地主大户，剥夺粮食财物作为军饷，这就大大的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同时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许多奴隶得到解放。如农民领袖吕臣所率领的队伍“苍头军”，就是由头戴青巾的奴隶组成的。第二个口号，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千百万农民纷起响应，当然还有那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儒生等他们也参与进来。他们企图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去达到复辟旧政权的目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避免的。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亲王朝残暴的统治，这为后来的农民反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时刻警醒着后来的统治，要轻徭薄赋，要善待百姓，这不是因为他们心善，而是曾经有那么一场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他推翻了第一个大一统的秦王朝。
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西汉末年建国时期的武将勋贵逐步由爵位世袭向经学世家转变，而王莽篡政实质上是经学世家对统治权力的一次冲击，但是地方和中央的郡县豪强和掌权世家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食肉者和被食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王莽在中央的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阻止农民起义，维护本身的封建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改制。王莽的政策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掩盖矛盾，实质上揭开了经学维护的本质，贪婪、阶级属性和本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王田”制，没有禁止土地买卖，反而取消了土地不许买卖；“五均六筦”王莽针对富商盘剥、抬高物价以及高利贷问题，在全国几个大城市里。设置“五均司市师”，负责征收工商业税、平衡市场物价和对百姓赊贷，这就叫做“ 五均赊贷”，他又下令盐、铁、酒、铸钱以及收山泽税等五事，均有政府经营办理，再加上“五均赊贷”，这就叫“六筦”这个政策从字面来开=看应该是有利于底层农民的，但是政策的推行是自上而下，大多都是食肉者在操盘，他们趁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苦了百姓；改革币制，王莽把钱币总称为“宝货”共计28种，种类繁多、换算困难，多次废改，每改一次都使人民遭受一次剥削，最后造成农商交困，人民失业，经济破坏，底层生产力遭到严重打击，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原因同样是食肉者的贪婪和无节制的，统治者和世家豪强有天然的矛盾，他们没有谁好谁坏的区别，只有一个是无差别的剥削所有人、所以行业，一个是有限制的剥削一地或某一、多个行业。统治者想要的是持续的永恒的剥削下去，世家豪强同样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也是要“反抗”的，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范围。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东汉一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豪强地主的势力太大，地主豪强在各地形成一种强大难制的地方势力，根本原因是西汉政权的先天残疾，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他也是依靠地主豪强的力量才夺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当然刘秀也想打压地主豪强，但是他失败了。在豪强地主中，有一些大地主形成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成群的依附农民及奴婢；在政治上，他们当上中央及地方的高级官吏，又提拔自己的亲友宗族子弟做官，结成集团；在文化上，他们有家传经学，子弟世代专攻某一门经学，又靠这门经学做高官，形成世世代代的官僚家族。这样的地主豪强，就叫做世家大族，也叫做门阀大族。第三方势力或者说是依附于皇权却反利用皇权的外戚宦官，他们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残酷的剥削人民，任意搜刮财产、抢占土地，他们的党羽爪牙遍布朝廷内外，作威作福。在加上对外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政治的黑暗、徭役的沉重以及不断的自然灾害，严重破环农村生产力，逼使农民四处流亡。流亡的农民走头无路，到处暴动，从安帝到灵帝八十余年中，大小农民暴动将近百次。黄巾起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借助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纲领口号地发动起来的，而且“八州并发”同时发动起来的。
《太平经》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真正映现出道教特质与特色的一部原始经典。这部经典的问世标志中道教的正式产生，然则绝非偶然。谓之为三世之乱、杂采九流百术、创始并传承自家“太平学”学脉的最终产物，于史足征。大贤良师张角由“以善道教化天下”转为暴力夺取天下，提出“苍天（东汉皇朝）已死，黄天（农民阶级）当立，岁在甲子（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天下大吉”，告诉我们教训是任何妥协改良不触及根本的变革是没有办法该变现状的，唯有“占据郡治县城、烧官府、杀官吏、锄豪强世家、灭皇权”从根本上颠覆封建王朝、资本官僚的生存土壤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杀一批，放一批”虽然不可取的，但是彻底的“劳动改造、思想改造”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黄巾起义，比起以往的农名起义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农民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宣传准备地发动起义，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黄巾起义利用宗教，宗教本身没有什么进步性，它只是被革命农民当作一种宣传、联络的工具使用。透过宗教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起义的进步，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这次起义虽然没有直接推翻东汉王朝，而东汉王朝却因为这次起义而瓦解，这次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的腐朽势力，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的局面。
隋末农民起义。各朝各代农民起义无外乎几点，隋炀帝的代表性很强，他就像一个游戏玩家，把所有人都当作NPC，只考虑了各种数据，没有考虑人的因素，类比的话可以说是“机械唯物主义”。
滥用民力，无休止地征发徭役，修建东都洛阳、修筑长城、开通济渠、疏通邗沟、开永济渠；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肆意搜刮与浪费民财；在位期间大部时间都是消磨巡游中，共在位24年，留在京师地时间一年，且每次巡游都是兴师动众，连带的各种物资消耗都是压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穷兵黩武，发动对外战争，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特别针对高句丽的战争，站在国的角度来说，该国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道了中央王朝，是一场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维护中央地位的战争，但是错误的策略方针，以维护家天下为目的的战争都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总结来说外因和内因，内部统治阶层，个人意志凌驾于人民之上、家天下的剥削人民的必然、内部统治和世家大族的本质矛盾；外部因素是多样的，自然气候的变化对土地产出的影响、外部入侵等但更多的是内因为主导，外因只是推动和加剧。
《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挡（背心）；长矟（shuo硕，即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兵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这首歌词表现出人民反对攻打高丽和反抗隋朝统治的决心，也表现出起义军的英雄气概。这首歌词，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资治通鉴》卷183）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了隋炀帝的腐朽政权，为社会发展扫除了障碍；给唐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沉重的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门阀士族，经济上“身未免于贫贱”(《唐会要》卷83），政治上“官爵陵替
”（《资治通鉴》卷195）；同时也给黄巢做了一个预演，唯有血于火之歌，才能创造崭新的世界。
唐末黄巢大起义。唐玄宗时代是唐朝繁荣强大的顶点，从这时起，唐朝便由极盛走向衰落。土地兼并和土地私有制的兴盛，使均田制逐渐受到破坏，到唐玄宗后期，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农民大量失地逃亡，地主田地遍布全国，阶级矛盾激化。均田制的破坏伴随的是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从侧面上来说，土地政策是最直接反应阶级属性、阶级矛盾的，不管多么粉饰太平，堆砌辞藻，土地政策是能最直白的告诉我们，社会脉络发展方向的。
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改变了土地高度集中占有地局面。“天街踏尽公卿骨”（《秦妇吟》韦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25《氏族志》），士族地主势力以及门阀制度、门阀观念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地衰微，是黄巢起义地结果，也是唐末农民起义的最伟大功绩。
这次起义中农民领袖官号的称谓反应了农民阶级的均平思想，如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均平思想史当时底层百姓的产物或者是站在大多数人立场上的必然产物，表明了农民阶级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极度不满。均平思想是对封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影响极大，宋代农民起义就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
两宋以“均贫富”为旗帜的农民起义。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割据政权宋朝，定都汴梁，史称北宋。北宋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是北宋并没有统一全国，在北面有契丹族的辽政权，在西北面有党项族的西夏政权，与北宋形成鼎立局面。北宋后期女真族兴起，公元1115年建立金国。公元1125年金军南下灭辽，次年攻占开封。公元1127年，金军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北区，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即皇帝位，后建都临安（今杭州），偏安一隅，史称南宋。南宋与金南北对立。后蒙古兴起，公元1234年灭金，公元1279年，蒙古人建立元朝又灭掉南宋。
北宋建立之初，实行“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听任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集中日益严重。同时，北宋政权赋税繁重，且赋税严重不均。地主勾结官府逃避赋税；官户（官僚之家）、形势户（包括官户及州县吏员等），更是享有免税特权。因此繁重的赋税几乎都加在农民身上，致使官僚地主更有力量吞并土地，农民则沦为佃户。到南宋，政权更加腐败，一方面南人承受着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又放任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使土地集中的情况比较北宋更严重。南宋地主之大，土地之多是惊人的。如南宋初年大将张俊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年收租谷70万斛。到南宋末年，更有年收租米百万石的大地主出现。
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建国后不久在四川爆发了一次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军，横扫大半个中国，但是没有进入四川境地。因而，这个地区的豪强地主势力没有受到较大的冲击。四川在唐末五代时，先后存在过前蜀、后蜀两个割据政权，在割据之下，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豪强地主大量侵占土地，役使许多佃户，到北宋初年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四川土地 兼并高度集中，佃户（旁户）数量众多，是这次原因的根本原因。此外，北宋灭掉后蜀后，对四川人民增加了新的勒索，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春，王小波聚集100多人在青城县举行起义，对群众宣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均贫富”的口号，反映了广大贫苦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它的号召力是非常强，所以仅十来天，参加起义的群众就达好几万。王小波率领起义军占领青城县，攻克彭山县，活捉县令齐元振。同年冬，王小波又率众攻打江源县，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牺牲后，起义军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首领。李顺以夺取成都为战略目标，先攻克蜀州、邛州，继而攻克汉州、彭州，最后在淳化五年夺取成都，建立农民政权。李顺自号“大蜀王”，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两种货币。大蜀政权建立后，起义军又乘胜四出攻打州县，，南到巫峡，北到绵州，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这是起义军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声势浩大。李顺领导的起义军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针对富人大姓，叫他们各自申报家财粮食。除按人口留下足用的，其余全部征调，分发给贫苦人民。
该起义在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初，被宋军镇压。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王小波第一把“均贫富”三个大字写在农民军的战旗上，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反映了社会明显的两级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也表明了农民在斗争中觉悟的提高。
南宋初年钟相、杨幺起义。在北宋末年，钟相通过行医传教团聚农民，形成了最早的会社组织，互助共济（着可以说是合作社的一种历史起源）。针对当时贫富不均的情况，钟相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政治主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卷137）这一主张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强烈愿望，深得远近农民的拥护。钟相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他面临的是金宋异族政权和汉族政权的交织压迫。
钟相曾组织过勤王民兵，由长子钟昂带领北上抗金，拥戴赵构做皇帝，不过被命令各归乡里，解散务农。事后这支队伍并没有解散，而是作为起义的中坚武装力量，有过幻想依靠当权者的仁善来实现美好生活的虚妄想法，这其实和张角是相类的，任何寄希望于统治阶层施加仁善的想法都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个阶层要求一个阶层出让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事情，不是请客吃饭。
此次起义是被从抗金战场抽调的岳飞部镇压的，这就很有戏剧色彩。在传统文化宣传中岳飞是精忠报国的集大成者，但是也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两种看似不应该同时存在的特质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这并不矛盾，岳飞维护的是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统治阶层要求是革命，是“均贫富、等贵贱”有着根本上的利益矛盾。衍申来看，无产阶级是没有国家的，但是他需要一个代表性的政权，来起到统一调配规划的目的、来起到鼓动宣传的目的、来起到对反动势力专政的目的、、、、、、仅此而已，这不是无政府，而是要求建立一个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由无产阶级构成的政权，不要被无政府主义混淆。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元朝老百姓受到的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压迫。元朝把全国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蒙古人（原蒙古各部落），第二等色目人（西域各国的人），第三等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人民），第四等南人（原南宋统治下人民），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上都极不平等，可以说这就是最直白的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从律法、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全方面的专政、压迫、剥削。
元朝的统治阶层由蒙古贵族、喇嘛僧侣、汉族地主构成，食利者是不分人种、国家的，他们平等的剥削治下的所有人，并相互勾结串联，组成利益集团。蒙汉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人民深受压迫。其中压迫最深的是“驱口”。说的委婉一点，“驱口”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佃户，直白一点，你的整个生命历程都是不属于你自己，等同牛马、任意买卖，说近一点的例子“西藏旧社会的农奴”，罪恶的“黑三角贸易”，受到社会地位的隔离、生殖隔离。
元朝内部统治阶级相互攻伐，残酷程度不低于八王之乱每一次皇位变更都是施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残忍剥削。元武帝后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王公大臣、喇嘛僧侣、汉人地主都占据大量土地。伴随着的贪官污吏横行，他们不知“廉耻”二字，只知要钱，而且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拜见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撒花钱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自元顺帝即位以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红巾军。
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1627年，终结于1664年，历时37年之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农民起义。造成起义造反的原因大差不差，不管是哪朝政权都离不开那几点，就不过多赘述了，说一些不同把！
第一明末起义军构成，起义军主要由饥民和边兵两部分组成。开头饥民多余边兵，随后边兵的成分逐步增多；第二荥阳大会，崇祯八年正月，著名的起义军首领高迎洋、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都聚集在河南，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在会上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主张，即联合作战、分兵出击。农民领袖共聚一堂商讨大计，这在农民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第三张献忠运用“以走致敌”的战略，化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拖垮敌人，巧妙而成功地粉碎杨嗣昌围剿，这是明末起义军流动作战取胜地经典战役；第四李自成在河南开始主义吸收知识分子，他们在起义军中地作用，一是造舆论，二是出主义，对李自成地兴亡有重要影响；第五李自成在河南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一口号针对着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大弊病而发，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愿望，因而很能鼓舞和号召群众，在政治上发挥出很大作用；第六李自成起义军曾注意到城市工商业问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口号，反映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保护了工商业发展。
太平天国起义。它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剧。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分田“不论男妇”，“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天朝田亩制度》，这不是空想，这是理想，这些也实现过。《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把历史上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提高到了旧式农民起义所弄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就是否定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这就是打破思想壁垒、这就是移风易俗。
可是我们要认识到他的局限性，我们的敌人是腐朽的统治阶层，我们的敌人是一切正在作威作福并企图作威作福的“人”。我们要团结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每一个人，不分国界，不分民族。对于中间派，我们要拉拢他们、改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捧起来成为新的作威作福。
十七、十八好威风，睡在地上象条龙；为了人民刀下死，人头落地当吹风。好不豪迈，这是《中国歌谣选-就义歌》；倘若我是溪流，就可以自由奔向他乡；无奈我是奴仆，手脚被主人拴住。不加修饰直白的表述，这就是《中国歌谣选-藏族民歌》；回民和汉民，本是一家亲，坛场扣了头，都去杀洋人。好一个亲字、好一个杀字，这就是《中国民间文学-回汉一人》；民间诗歌是自发的，天真的。人民只是在受激情的直接的和立时的打动之下才歌唱，他们并不依靠任何巧饰；相反，他们追求确切地表现感受的印象。直白的，不加修饰的，最写实的，最要被高高举起的，最应该铭刻的，就是这些了！四书五经不过腐朽，妄图一言而覆天下，一言而立是非，天下人解天下书，《论语新解》就是对孔夫子的宣战，对封建官僚的战争。细数千年历史长河，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的风暴，从未停息过。散见于《清实录》中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唯有47年到8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是空白的。
【文/十九画生，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