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国企担当
【摘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的根本动力源于创造新理论、研发新技术、挖掘新要素，深化演进依靠培养新劳动、重构新组织、开发新产品；发展载体在于发展新产业、催生新模式、生成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从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在原始创新、“学习扩散、成果转化层面存在“创新迷雾”。破解“创新迷雾”要把握创新特征，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促进科技知识对接转换和产业应用，塑造战略控制、财务承诺、组织建构等。国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具备优势条件，应担当作为，建设创新型组织，搭建各类平台支持和组织产业链创新链。对于尚存的制约因素，国有企业应通过组织“瘦身”、工程师交互、监管导向等方法加以破解，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通过深入分析和正确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趋势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引起理论界、产业界高度关注，出现大量研究和解读。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等问题展开，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分析新要素、新产业、劳动者素质能力等内容。这加深了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认识，从概念、载体到路径描绘了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图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分析相关现实难题。一些研究谈及企业主体、协同创新和国有企业的作用，以此为基础还应深入分析企业创新特别是国有企业作用的现实可行路径。鉴于此，笔者打算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阐明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存在三种“创新迷雾”。把握创新特征，运用创新型企业理论，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具有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应当在突破创新迷雾中勇挑重担，构建三类“科创开发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知识扩散。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向创新型组织转型，要有效克服制约因素，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增进企业协同，带动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与“创新迷雾”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创新发展了生产力理论。科技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要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和科技创新的现实难题，须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正视“创新迷雾”，从根本上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
（一）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与形成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生产力理论新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于科技，这指明了新一轮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方向。新质生产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一脉相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是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由以科技要素为核心的诸多要素构成。工业革命通过关注协作分工产生的集体力唤起了自然力、科技力。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由多种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阐明了生产力范畴的构成，包括劳动者、科技、生产组织、产业规模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在生产力发展中，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得到自觉运用，进而带来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分析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对此做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经过一段时期发展，我国生产能力在多方面步入世界前列。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着眼于我国社会生产巨大变化和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在生产力标准上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带来的“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构成“新质生产力”思想的理论渊源。
新质生产力概念区分了不同生产力水平的标准。从生产力构成要素看，科技要应用于生产，更新机器设备及其质效，就要求企业组织、劳动者技能、自然开发利用等适应革新。这样就能引发产业变革，使生产力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并以新产业规模扩大成为主导产业为标志。如图1所示，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质变，是从新科学、新技术、新要素发端到新劳动、新组织、新产品的塑造和开发，出现一系列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裂变革新。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形成动力源于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创新、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要素及其投入新组合；深化演进要素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生产组织分工变革、适应和创造新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发展载体和成熟标志在于新产业发展壮大、新模式带来新收益和形成发展新动能；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新需要，推动经济社会在更高水平上取得新发展。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虽已大幅提高，但传统生产力仍占主导地位，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依靠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投入；制造业整体处于产业链低端环节，利润依赖于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效益。显然，这难以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形势，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变化。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形成更高水平、更高质效的社会生产力，使物质生产更好满足社会新需要，这就要求在科技创新作用下，推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技能产生新变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应用研究；利用新要素，创造新劳动，优化配置资源要素新组合，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型劳动者和人才队伍；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革新生产组织分工，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是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意味着对社会生产的供给体系、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进行全面重塑，为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完备的条件和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创新迷雾”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但创新质变绝非易事。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要重构生产函数，构建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源地、创造企业新组织；创新推动产业突变就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的质变过程，它不断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与新质生产力概念无疑是相通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一再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工业研究进展得益于科学知识应用，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大力支持科学和科研人才培养，这是促进工业发展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受这一思想影响，起初人们认为创新是一个“线性过程”，好像只要有投入，有科研成果，就能转化为工业技术，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线性模型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引发人们对资金投入与创新机制背后逻辑的反思。史蒂芬·克兰（Stephen Kline）和内森·罗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指出，如果把创新视作一个平稳的线性过程，就会严重忽视创新机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性，要正确认识创新的特征是复杂、不确定、无序的，会受到多种因素变化影响。基斯·帕维特（Keith Pavitt）认为，创新特征表现为，创新知识来自开发经验的积累，不同领域的创新活动高度分化，专业团队需要长期密切合作，商业回报难以预测。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总结相关研究，系统阐述了创新的典型特征——不确定性、累积性和集体性。不确定性在于创新是发现未来、创造未来的过程，需要直面和解决未知难题。创新成果如何不得而知，可能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可能速度慢于竞争对手。无论是生产的不确定性，还是竞争的不确定性，都会产生巨额经济成本。累积性在于创新是对经验知识的总结和积累，需要持续学习，高度关注前沿动态，保持创新活动的连续性，从中发掘创新机会。集体性在于创新活动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的集体现象，需要团队成员共同学习，促进知识内化和整合，积累共同经验。累积性和集体性也意味着，创新会在一定范围的组织内部形成闭环，使得创新知识和经验具有专门性、排他性。加之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使得这种独特优势是组织外部无法获得、无法复制的。
认识和把握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即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创新组织内部具有封闭性，就会明白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面临“创新迷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要重视基础研究、追踪前沿研究、开发颠覆性技术，以此塑造新产业新赛道，增强竞争力，塑造新动能。然而，从科技创新到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涉及研发资金的投入，也不等同于一般的发明创造（更何况创新结果难以评估）。带着这样的视角，重新来看图1就会发现：看似线性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实则布满“迷雾”。如图2所示，“创新迷雾”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之谜”“学习扩散之谜”“成果转化之谜”，分布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的不同环节。
“原始创新之谜”是弥漫于科技创新开端的迷雾。基础领域、前沿领域的科学发现构成新技术研发的底层逻辑，带来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革新，能够出现并利用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例如，数字技术创新使数据变成可以开发利用的新要素。基础研究、前沿研究是对未知科学目标的探索，不得不进入“无人区”。这种看似“尤里卡时刻”的重大创新，并不是偶然突发的神来之笔，而是渐进式、累积式的。原始科学创新是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采用科学方法，发现和创造未知知识。突破这层迷雾，不光要有自由探索的勇气，还要有战略眼光和冒险精神以及能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意志力。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但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应用，要遵从工业研究而不是纯粹科学研究逻辑。人们需要结合已有技术知识和经验，不断修正“翻译”方式，才能开发出既定目标的工业技术。因此，科学发现及其技术转化过程可谓迷雾重重。
“学习扩散之谜”是隐藏于企业组织内部的创新谜团。新技术能够变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对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组织提出新要求。技术学习要求培养具备新知识、新技能的新型劳动者，能够系统掌握技术知识和熟练操作新设备。在通常认知中，技术学习被理解为“按图索骥”，似乎只要对照技术图纸、了解产品架构、掌握工具设备，就能获取技能，将新技术的作用发挥出来。事实上，技术学习过程在显性知识之外，还会产生许多隐性知识。科技创新并不会直接带来技术进步，更不会让劳动者天生具备新知识。只有在一定组织架构中，通过集体学习，将科学知识与生产经验、组织分工相结合，重新塑造认知系统，整合组织内部分工，才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培养出新型劳动者，形成新型生产组织。然而，组织分工方式和集体构成范围决定了技术知识扩散的范围，组织内部的“默会知识”就是组织外部的“未知知识”。只有掌握这些隐藏于“黑箱”中的知识，才能习得技术知识，开发出新产品。因此，创新要解开技术学习扩散到产品开发的谜团。
“成果转化之谜”是存在于产品创新商业应用的价值之谜。研发出新技术、新产品，这只走完了创新过程的前半程，之后还要穿越从产品创新到产生收益的“死亡谷”。大部分创新成果难以跨越这道槛。创新往往很难衡量，需要充分的技术知识和出色的市场判断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同时突破经济、技术等要素的要求。只有带来真实利润，创造出商业价值，创新才算成功。然而，实现商业价值是难熬的过程：有关实体不仅要面对研发投入可能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的局面，还要应对商业竞争对手。商业应用是从个别价值经市场竞争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惊险的跳跃”，而如果“跳跃”失败，受到损失的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得到市场认可的产品创新会引致竞争者、模仿者纷至沓来，令相似的技术、产品得到普遍应用推广。这一过程将演化出新的产业部门，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产业规模不断做大，汇聚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新动能。因此，只有努力拨开创新成果转化的价值之谜，推动创新扩散和分工裂变，才能最终完成对传统生产力的替代，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系统性、全局性变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正视并拨开“创新迷雾”。然而，三种迷雾分布于创新机制的不同环节，相关主体往往会在“创新迷雾”中独自摸索，如科研院所和科学家执着于破解“原始创新之谜”，生产型企业和研发机构疲于分析“学习扩散之谜”，商业应用部门困于“成果转化之谜”。各自为战必然导致经济与科技变成“两张皮”，科技创新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对“创新迷雾”的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企业组织始终贯穿其中。
要穿越“创新迷雾”，必须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对于原始创新特别是从新科学到新技术的转化，企业的参与不仅能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更能根据组织结构、生产经验和市场环境促进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对接，使科技创新转化为工业技术。对于技术学习扩散到产品开发，企业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产生新知识和新型劳动者，使研发人员、一线工人、销售者的知识交互作用，由此推动工艺改进和产品迭代。对于创新成果的商业转化，企业加强对成果转化的组织控制，制定适当的评估体系来衡量绩效和分配资源，在市场竞争中坚守长期战略，才能推动成果商业应用，最终获得回报和壮大产业集群。因此，科技创新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整合科技资源，贯通产业链创新链。
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核心在于企业组织转型。企业创新能力的生成和增强，需要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保持良性互动。这一过程还要适应组织分工、市场效益和制度环境等约束条件，通过“干中学”长期积累学习能力、交互能力，促进知识创造、信息处理和工艺选择，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深入分析了这样一个动态演化过程，提出了“创新型企业理论”。拉佐尼克和玛丽·奥沙利文还研究了企业创新的内外部关系互动演进，提出“创新企业的社会条件”，即战略控制、财务承诺、组织建构。战略控制为的是应对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坚定创新方向，增强创新自信，以长远眼光坚持创新，协调和合理配置内外部资源，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市场时机。财务承诺是对坚守创新路径的资源支撑，要求企业调配积累资金，拓宽融资渠道，为集体学习和研发试验提供持续投资，用恰当的评价体系衡量创新进展绩效，直到累积生成创新能力，带来稳定可持续的收益。组织建构是要形成创新导向的集体学习，需要构建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参与学习过程，将个人行为、技能和专业知识整合转化为共性知识和集体能力，有计划地促进企业内部人员与外部资源供应方、利益相关方、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建立良性的协调互动关系，塑造企业组织所独有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决策方式，形成创新合力。具备这些条件的创新型企业，就能够制定长期战略，着力建构集体学习，协调利用内外部资源，为学习过程持续投入资源资金，从而打通科技创新到产品开发再到成果转化的创新进路，突破“创新迷雾”，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二、国有企业具有突破“创新迷雾”的根本优势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从创新企业的社会条件来看，国有企业具有战略、组织和财务的优势条件，要在突破“创新迷雾”中担当作为。
（一）国有企业具有创新社会条件优势
发展国有企业不仅建立和巩固了公有制经济，而且大力提升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日益集中到战略部门、基础部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具有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央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且有能力、条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担当作为。
国有企业发展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国防建设和科技进步，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成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有力促进形成了良好的科技研发传统和尊重研发人才、崇尚技术创新的文化氛围。国有研究机构、国有企业下属研究院、国有企业下属科技企业构成我国科研体系的重要单元。在一些专业领域，国有企业与主管部委所属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长期保持密切合作。2022年，国有科研机构数量达2871个，一些科研院所还改制为新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中央企业中，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76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拥有专职研发人员104.5万人和两院院士231名，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5和1/7。近三年来，48家央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外国机构、院所、企业开展合作项目超过200项。特殊的功能定位和丰厚的科研资源，使国有企业在创新企业的社会条件方面具有战略优势、组织优势和财务优势。
战略优势源于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兼具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不断强化战略意识和功能导向，因此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加快优化调整，国有资本日益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部署推进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聚焦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15个重点产业领域方向，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组织优势在于国有企业能够集中创新资源培育科技型企业。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本进一步向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整合，打造了一批科技领军企业。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实施“科改行动”，加快培育国有科技型企业。大力引进培养使用科技人才，通过多种方式中长期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团队创新创造潜能，推动集聚创新产业集群。截至2023年12月，“科改企业”已增加到663家。中央企业、科研院所特别是转制院所着力加强原创技术供给，国务院国资委已遴选出首批29家原创技术策源地企业。
财务优势主要是国有企业能够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科技实力和综合财力较强，能够争取国家科技政策支持和信贷、发债、募股等融资支持，进而能够长期大规模投入资金，这使其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能更好投入研发难度大、投资周期长、回报见效慢、潜在风险多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12年至2021年，中央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全国占比超过1/3，研发投入强度从1.34%提升到2.5%。2022年研发投入突破1万亿，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3%。特别是“科改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提升达到17.7%。2023年1月至11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已超9000亿元，同比增加近700亿元。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还积极发起并投入产业发展基金，关注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产业、数字产业等诸多产业题材。
（二）国有企业具有向创新型组织转型优势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确定性除涉及科学研究，还涉及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等转化环节。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既能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经验和产业关联，促进科学知识到技术知识再到产品开发架构知识的转化和扩散，也能基于新知识开发新要素、培育新劳动、重塑新组织，带来商业模式和产业集聚的新发展，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企业具备战略控制、财务承诺和组织建构的创新社会条件。突破“创新迷雾”，关键因素在于企业自身，而这要求企业组织长期进行集体学习。战略和财务上的长期支持主要是为组织学习提供资源资金，促进集体组织的经验累积、知识创造和扩散。虽然具备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但对国有企业而言，更关键的是要加快组织转型，构建坚持“四个面向”、坚持战略目标、坚持集体学习的创新型组织。
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学习重点在于创造和累积两方面知识——关键核心部件和整体产品架构。这两方面知识产生于企业组织学习促进新科学到新技术、新产品的知识对接。关键核心部件知识涉及原创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底层逻辑，是从基础知识到关键核心技术知识的转化应用。整体产品架构知识是产品组件与核心部件的关联衔接知识，决定产品功能创新的建构逻辑，涉及从原始创新到系统集成创新的经验知识累积。从现代企业组织来看，这些知识的产生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为更好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现代企业更加专注于自身专业能力建设而尽可能剥离非专业部分，以此降低运营成本，防范经营风险。企业组织创新更倾向于专业能力内部化和互补能力外部化。企业组织内分工裂变为社会分工，促进产业链分工细化，企业不再也没必要覆盖全产业。更加聚焦关键核心部件研发，推进产品组件和加工组装的标准化、模块化，将加工组装业务外包给产业链其他企业，或者作为上游核心部件供应商为下游产品开发商供货，由此形成“中心—外围”的企业生产网络。这也使现代企业创新模式发生变化，形成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构成的创新网络，使创新链与产业链高度契合。例如，英特尔公司专注于核心部件（芯片）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通过设计接口标准和模块化规则，与组件制造商共同开发产品技术，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式产品创新模式。以英特尔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主要累积关键核心部件知识，在能力形成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知识、新技术创新组织分工，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引入供给互补技术和模块化组件的外围企业，以此促进技术和产品相关知识的汇聚、学习扩散和转化应用。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自自身专业能力和引领创新网络的补足能力，并且与外围企业共同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促进新产业、新模式不断发展。
从知识创造扩散和组织分工创新看，国有企业向创新型组织转型，关键要组织产业链，营造创新链，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支持的“科创开发平台”。创新型企业组织及其创新模式的理论证明，创新网络与生产网络深度融合，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使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经济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然而，从我国企业创新的难点堵点来看，多样化需求与单一化供给“不匹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等问题十分突出。如图3所示，国有企业的创新型组织转型，要搭建科技到经济的桥梁，攻克难点，打通堵点，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联合体，重点构建三类科创开发平台。
第一类是“核心部件开发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研究院等科研资源，发挥企业组织尤其是工程师团队对接科研、技术与市场的纽带作用，推动前沿基础研究探索到核心部件技术知识，再到产品开发系统集成知识的对接转化。不断试制核心部件，以此为开发平台，持续累积经验知识。拨开原始创新“迷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形成原创性技术策源地。
第二类是“共性技术开发平台”。整合国有企业与产业链其他企业的研发资源，主动开放试验场景、应用场景，打造开发平台，共同试验创造模块接口标准和连接知识。建构和激励企业之间科研人员、工程师、生产线工人进行集体学习，促进技术知识交互对接，特别是默会知识、行为惯例的学习扩散，培养掌握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劳动者，推动共性技术知识创造和扩散。摆脱技术学习的扩散“迷雾”，方能增强全产业链企业的创新能力。
第三类是“产品商用开发平台”。整合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的研发资源，促进新技术在产品开发中的应用推广。密切关注供应商、营销员、消费者等市场信息，以适应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为导向，着力研发模块化功能组件和系统集成产品。建立市场反馈机制，推进产品更新迭代，形成产品开发平台，不断累积功能模块、零部件连接和产品架构的经验知识。驱散成果转化应用的“迷雾”，促进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创造经济效益，推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
国有企业应发挥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加快组织转型，构建三类科创开发平台，以长远战略眼光和长线资金投入，长期组织集体学习。持续创造和累积从科技研发到产品开发的经验知识，根据知识创新推动新要素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新组织分工裂变、新劳动者技能培养，从而加快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促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涌现、新动能生成。
（三）国有企业组织转型需要进一步突破
在突破“创新迷雾”中担当作为，国有企业就要推动企业组织转型，构建坚持“四个面向”、坚持战略目标、坚持集体学习的创新型组织。然而，国有企业目前围绕创新型组织转型进行组织结构、公司治理和资金管理的调整改革还不够深入，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还未充分发挥。
一些国有企业存在业务关联不强、研发体系封闭、组织变革不力等问题，企业组织未能形成集体学习和知识扩散的有效机制。“大而不强”即片面追求全产业链覆盖和多元化经营、盲目扩张业务等问题在国有企业中仍然十分突出。国有企业许多业务并非出自企业组织分工内在需要，长期来看难以助力发展，甚至很可能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或债务风险累积。还有一些国有企业技术研发与组织优化联系不够紧密，如研发部门仍单打独斗，与产业链其他企业缺乏合作，导致技术学习扩散始终隐于“黑箱”，组织学习的范围只限所属系统甚至企业内部。在科技创新体系中，一些国有企业尚不具备引领能力，即便其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联系，但未能围绕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变革组织结构，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学习。这些情况导致集体学习范围较小，知识创造、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科技创新的经验知识被隔离在一个个“信息孤岛”，进而使企业内部资源优势无法盘活，难以吸纳外部资源和技术能力以形成创新合力。
在为组织学习提供支撑的企业战略和财务管理方面，由于内部人控制、资金运用和考核监督标准等方面不足，一些国有企业行为短视、活力不足，没有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战略导向和精神文化。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负责人作为内部实控人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发展方向，但是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只从考核晋升角度考虑问题，一味追求“铺摊子”“高回报”，缺乏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没有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执行不力，对长期创新投入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国有企业的内外部学习交互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不足，使科研人员缺乏参与集体学习、为集体学习做贡献的激情和动力，直接影响创新能力和水平。在资金投入方面，一些国有企业将低成本融资用于资本市场投机，倒置主业盈利与金融利润。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甚至沦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摊大饼式”盲目扩张，导致杠杆率高企，企业债务风险加剧。一些国有企业虽然积极参加产业基金的创新投入，但主要是为了获取股权投资收益，并没有搭建和形成自身技术能力汲取渠道。在监督考核创新投资方面，存在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导向，尚未形成“想投、敢投、能投”的创新机制。上述种种都导致国有企业中存在片面规避风险的短视行为，阻碍了支持长期创新的组织结构和精神文化氛围的形成，制约国有企业向创新型组织转变。
三、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创新型组织
突破上述制约，国有企业就应从企业组织变革、工程师团队建设、考核监管机制完善等方面入手，继续深化改革：使企业战略和财务管理服务于组织学习，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各种类型企业协同发展，支持和带动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创新型组织转型，以组织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以组织瘦身建构组织内外协同机制
国有企业要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现代企业组织发展规律表明，任何产业都不可能只有一家企业包揽全部；企业组织日益从“大而全”转变为“小而精”。产业链过长、产业布局过多，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越高、经营风险点越多，因此，更多国际一流企业选择转向专业化、精细化的专业经营。在此基础上，众多关联企业或子公司共同构成网络化分工的组织形式，企业生产网络协同分工，共同开展研发创新以应对市场变化。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布局结构优化，要推动国有企业追求风险可控的合理回报，逐步剥离其非主营业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立足实体经济，专注科技创新，集中力量精进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资产有70%属于传统产业，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涉足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主营业务。调整过程中，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基于传统产业优势资源，发展相应新兴产业；大力增强主营业务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升级，逐步培育和切换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乃至以颠覆性技术创新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格局，占据新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促进产业焕新。
更重要的是，要以国有企业自身的组织转型带动产业链企业转型。“组织瘦身”另一个层面内容是推动企业组织向适应市场需要和创新方向加快转型，这就要根据技术构成，优化调整组织结构，进一步深化细化企业内分工；聚焦核心部件及其专业技术研发，剥离非核心分工环节。我国市场条件已经发生深刻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日益显现，单一的标准化产品结构难以适应市场需要，这要求企业从满足大批量、规模化需求转向更重视满足差异化、定制化需求。如果一家企业仅依靠自身进行产品创新，不仅很难灵活精准捕捉需求动态，而且还要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创新难度大，经营成本高。因此，国有企业创新要通过剥离非核心环节，重点聚焦核心部件，主攻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研发，以此对接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推动基础研究科学知识向技术知识的转化；同时，要将功能组件、产品组装、零部件加工等非核心业务转包给其他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中小微企业等，从外部汲取自身创新能力——必要时，国有企业还可通过参股、控股、混改等方式对之收购吸收，建立资本协作式的更紧密联系。国有企业要掌握核心部件关键核心技术，向产业链价值链上游不断攀升，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力、产业控制力、辐射带动力、需求捕捉力、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要担当现代产业链的“链长”，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带动全产业链企业转型，有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
（二）以工程师交互建构科技知识对接机制
国有企业组织转型需要大力培养卓越工程师，发挥工程师团队的主导作用。投入和对接前沿研究、基础研究，支持和带动全产业链企业转型升级，要求核心企业发挥中间桥梁作用，工程师团队是其中的关键。在企业组织中，工程师团队是技术路线图的实施者、生产一线的指导者，掌握从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实践的“密码”。生产技巧和惯例既是工程师团队在反复试制样品、吸收生产线和客户端反馈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知识，也是存在于工程师团队内部的“缄默知识”。在企业组织下，要将科学家、研发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整合起来，就需要发挥工程师团队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工程师要“上移”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和产品研发，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并对科研工作提出基于实践的工程学建议；另一方面，工程师要“下沉”参与生产、销售等一线环节，给予及时指导，搜集整理一线员工的工艺、营销等改进意见，将之转化为反馈研发环节的经验知识。此外，工程师团队还要向上下游环节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吸纳合理建议。国有企业应当搭建交互平台，在“干中学”“用中学”中探索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知识对接机制，而这也是工程师不断成长的过程。国有企业应高度重视工程师的主导作用，形成组织内生的工程师培养机制和培养体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卓越工程师。
工程师的重要作用还在于推动技术知识扩散以带动上下游企业组织转型。在“中心—外围”的企业生产网络中，核心企业对外围企业的技术辅导既能建立产供销渠道，还能促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国有企业应当激励科研院所、企业研究院等机构的科学家、研发人员、工程师参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国有企业工程师团队的帮助和指导能够让技术知识扩散开来，加强上下游协同，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应主动派出工程师进驻上下游企业，辅导技术改进，协助组织重构，培训工程师和工人，增强相关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辅导合约中还可以签订价格、供销量和退出机制等条款，为企业自身生产合格零部件，开辟稳定销路，向不符合技术标准的企业制造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积极吸纳上下游企业的技术人员，使之进入核心企业工程师团队以近距离观察、学习、参与研发过程和工程实践，从中学习和掌握默会知识，不断提高其对科学原理和组织经验的理解力，将先进理念和知识带回去，促进科技知识贯穿对接，培养一支新型劳动者大军。搭建此类交互平台，不仅可以为各类人才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而且可以增强人才流动性，让人才通过知识变现获得合理回报，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
（三）以监管导向建构创新战略长效机制
建构创新战略长效机制，应当坚持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的战略控制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决策执行者。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党委会要发挥定战略、统大局、谋长远的作用，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的贯彻执行，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党的战略为战略。党委会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发挥领导和监督的导向作用，能够指引和确保国有企业始终坚持正确创新方向，克服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有限和干部更替造成的短视。国有企业要选拔任用政治本领过硬、具备长远战略素养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引进科技管理人才、战略投资方和具备创新才能的职业经理人，充实企业管理层；吸收工程师、技工代表进入监事会或担任创新顾问；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员工论坛的建章立制、建言献策作用，使创新战略的制定更加合理、执行更加有效。对于干部考核和企业监管，上级领导部门要完善创新投入、创新绩效等指标及其标准，重点考察长期战略执行情况，使国有企业行为更加符合创新导向。
此外，要建立健全创新导向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和容错机制，优化国有企业长期创新投入。长期创新投入不是对资金的滥用和浪费，因此，要制定创新投入的财务比例、专项使用等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转变财务管理思路，在风险可控条件下追求合理回报；要加强创新投入的专项审计监督，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范资金使用渠道方式，使资金投入更符合科研规律；对于前沿领域、基础领域、未来产业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项目，要选准选好投资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同时建立和完善容错机制；对于应用领域、最终消费品创新等，要形成灵活投入机制，支持多个研发团队乃至多个相关上下游企业，容忍短期成本抬升。如此，便能煅造企业创新精神，形成创新文化氛围，凝聚创新合力，使企业生成内生创新动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