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刘美平：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分析与培育路径
【内容提要】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生产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就高质量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新核心生产要素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数据、信息、网络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因其自身的强渗透性、多兼容性、超时空性扩散力，具备了驾驭和整合传统核心生产要素资本的能力，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发性突破口。新质生产力是群体性新科技体系和全产业链升级支撑的生产力，前沿性基础科学与开发性应用科学协同创新、全产业链集成优化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式发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生产关系，国有企业和民族性私有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微观载体，建构高效有为政府与高效公平市场之间的良好关系是为新质生产力规范发展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新机制、开创新场域、开辟新赛道、营造世界和平新环境来培育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20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今后我国在国内外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新战略选择。那么，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和前提条件？通过怎样的路径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成为我们学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关键所在。
一、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维度
（一）新生产要素维度的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土地、劳动力、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传统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其中土地和劳动力具有实体性，而资本具有实体性（自然属性）和非实体性（价值属性）两种属性。其生产力质态往往是实体性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传统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在新型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更要及时发现新生产要素在科技创新中的新功能。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生产要素的时候，新的劳动者、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对象就会应运而生。当新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融合成长的时候，就会带动新质生产力的能级跃迁。
新质生产力是核心要素信息化并且能够驾驭资本的生产力。从农耕文明时期的畜力生产力到工业文明时期的机械生产力，从奴隶社会的土地作为核心要素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作为核心要素，期间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可见，核心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决定着经济社会形态。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而私人资本控制经济社会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根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对各类公有资本、尤其是私人大资本进行多方控制和有效驾驭，特别是要“内在地规定新时代资本的发展方向和目的”，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依赖一种新质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这种新的生产手段就是信息技术和信息劳动。正是信息要素、信息科技革命、智能生产手段的诞生，从而使得传统生产力的质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实体性生产力和虚拟性信息生产力并行互促发展的新格局。新质生产力是以信息要素智能化方式解放劳动者的生产力。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就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认识论层次的信息，就是认识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事物。信息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不过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处于较低层次的时候，人们更多依靠视觉、听觉或通过口口相传等手段来获得信息，这表明人们对信息的认知水平和获得的能力以及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同程度的低质状况。20世纪50年代，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得人们获得了捕捉信息的能力，此时信息才能够成为信息要素进入生产力视野并逐渐成为生产力要素。当信息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时候，信息作为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特定信息要素就开始通过信息技术改变劳动形式和提升劳动效率，并致力于武装劳动者成为智能劳动者，智能劳动者就是经过信息要素和信息技术武装之后的拟人化的劳动者，他具备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复合型拟人化特征，智能劳动者通过智能劳动解放劳动者本身就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信息、数据和网络聚合能级提升的生产力。信息的商业化传递需要网络才能插上腾飞的翅膀，没有网络，信息就是一潭死水，不能够发挥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因此，信息和网络一起将劳动资料网络化，网络作为生产力新要素的神奇力量在于它具有全球反馈、时空共在、节点式互动等特征，在大算力技术的支持下，信息被捕捉、加工、整理成为商业数据，至此，信息、网络、数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标配。当信息、网络、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时候，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形式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从面对实体劳动资料到从事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信息转换工作。当数据、信息、网络成为新生产要素的时候，数据搜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产品加工、数据营销等数据劳动都会蝶变成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数据再生产。这样一来，数据就成为信息化的商品，这些海量数据即经过加工后的特定信息商品就通过互联网驾驭传统生产要素嬗变的方向、规模和结构。新质生产力就表现为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网络化、劳动者从事的信息劳动的虚拟化。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新型态。数据、信息、网络作为新的三个生产要素因其自身的强渗透性、多兼容性、超时空性扩散力具备了整合传统生产力的能力，进而羽化成由数据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和网络生产力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国家为了加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将数据生产要素转变成数据生产力，于2023年10月25日成立了国家数据局。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这表明数据生产力会因为国家数据局的建立而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必将助力新质生产力迈上更高发展层次。
（二）新科学技术维度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标志性新技术引领的技术革命视阈下的生产力。研究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蒸汽动力技术的诞生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这是18世纪机械力取代人力和畜力的新质生产力。以电力技术为标志产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电力取代机械力的又一次飞跃，这是那个时代电力生产力蕴涵的能量孕育的新质生产力。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宣告又一次新质生产力的诞生。可见，新质生产力是跳跃式产业革命的结果，是爆发式技术创新的结果。
新科学技术的产生需要产生它的土壤和条件。科技发展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产生并不具有任意性，中国是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一“李约瑟难题”令我们思考技术革命的发生机理和空间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文化革命、制度革命、基础科学革命、产业技术革命综合作用的结果，崭新的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是文化革命、制度革命和基础科学革命的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不经过前三个方面的深刻革命，以产业革命为运动形式的新质生产力是不会出现的。文化变革与制度变革对于科技革命至关重要，这里重点阐述基础科学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前沿性基础科学与开发性应用科学共同作用基础上的生产力。以往中国核心高端关键技术短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基础科学发展滞后，当然也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技术进口发展战略的错误导向。尤其是要“消除主要依赖引进外国科技的西方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牢固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这是改变中国高科技技术创新短缺的根本措施。人们通过基础研究发现新科学，以新科学演绎新技术，再以新技术全面推动新应用研究，进而使得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经历的多个环节构成高效运转的科技研发闭环。前沿性基础科学需要长期的、艰苦的累积性研究才能有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的产生，这些前沿性基础科学的深入研究是诞生新技术的源头，是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的根本，没有前沿性基础科学支撑的应用技术研究都是跟随性创新或者是模仿性创新。改变模仿性创新的根本策略是具备基础研发的合力底座。通过新科学转化路径的可行性探求、新科学之间耦合路径的尝试性探究、新自然科学与新社会科学交叉路径的关联性试验探究，实现引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建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绿色技术、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超前性研发，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系统性新技术群首先运用到实体经济制造业领域，提高资源转化能力和转化效率；运用到生产经营管理中，提高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效能；运用到社会运行之中，减低公共产品高质量均质化服务成本。由此可见，新科学技术不仅促进实体经济的动态高质量发展，而且还可以带动全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普遍提升。这说明，以基础研发为底蕴的理论创新是产生超前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活水源头，是新质生产力产生、发展和形成的标志：新质生产力是新技术群的共同崛起。一个社会进入新质生产力的总格局，是现代高新科技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大致协同发展的结果，仅有几个产业领域的高新技术领先发展，还不能称其为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形态，只能称其为新产业。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对于当下美西方制裁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国际新形势而言，我们必须有实现自立自强的国民经济内循环的能力，必须有不受制于美西方“卡脖子”的高新技术群。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应用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新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等，这些领域的关键高新科技我们一个都不能少，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来逐步攻克，否则都会受制于美西方的制裁、围堵和打压。
（三）战略性新产业维度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结构科学合理的产业体系来支撑。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基础设施产业、民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支柱。其中，传统的基础设施产业包括道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火车站、水电气管网系统、排污系统等，新基础设施产业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传统基础设施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两大基石。民用轻工业、农业、以居民住房为主体的公租房和商品房建筑业是实体民生产业，教育、医疗、养老是服务型民生产业。新质生产力不是抛弃这些实体民生产业和服务型民生产业，而是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对传统产业群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升级后的新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构成高效、快捷、稳定、安全的新质产业集群，建立在新质产业群基础上的生产力成为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明确现代产业体系内部结构的各自功能定位。产业的功能定位是以产业分工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改造升级后的基础设施产业、大健康产业、大农业、大房地产业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依托的新生力量。先进重型装备制造业、高科技军事工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导产业，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先导性产业，是能够掌控国际局势把握战略主动权的竞争性产业。华为Mate60Pro的成功销售，表明中国具备了完全自主研发高科技的能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这说明中国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得不依靠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了，而今完全可以依靠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了。由此可见，由结构科学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完全可以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新赛道了！
理性预测前瞻性战略产业是确保新质生产力呈现持久旺盛生命力的密码。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是特定空间的掌控型高科技产业，就太空而言，太空育种业、太空通信业、太空军工产业都是前瞻性战略产业。就深海而言，深海工程制造业、深海勘探业、深海加工业、深海资源制药业、深海多层分工交通业等都是前瞻性战略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能源产业、类脑智能产业、量子信息通讯产业、基因生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深海装备产业也会成为未来前瞻性战略产业。前瞻性战略产业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可以沿着新材料、新介质、新微观世界单元、新宏观集成整体架构、新网络连接形式的全新设计思路，构筑未来产业的研发方向，探索单个产业独立型芯片向多个产业兼容型芯片转化方式，力争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实现国产化集成产业连续升级向产业迭代升级的根本性转变。
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辨证关系
新质生产力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加持和掌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是统一的，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观察经济发展史，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呈现高质量发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微观载体”，事实上，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微观载体一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回，更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民性、和谐性、稳定性成长的内在规定性。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无法塑造新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来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借鉴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果，利用资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发展条件，但是资本主义境遇下的私人资本利用科学技术并将其异化为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则是需要加以校正和革新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被资本用来打破自然和道德界限的工具之逻辑”，这表明我们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而要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范围内的私人大资本垄断和无序扩张，恰恰要通过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至上”体制机制和新发展理念，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来建构资本运行秩序，确保资本运用的人民性和资本增值的普惠性，确保中高速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确保新质生产力正确发展方向的约束性条件。新质生产力是新生产要素全面融入和渗透下的生产力，是先进的新生产要素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力。那么，“先进的技术要素如何通过制度变革而成功地转化为普遍有效的新技术范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成为新生产要素与制度优化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先进生产要素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诉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通过先进生产要素的普遍优化来彰显其优越性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一切先进新生产要素的产生和运用，让先进技术要素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强民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先进技术要素开辟前进道路的原则，是确保新生产要素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民族经济发展方向。
（二）要正确运用政府与市场的调节体制机制
政府的市场驾驭能力是确保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前提条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关系，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新质生产力建构公平、公正、高效、有序、统一的市场秩序，目的是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混乱、无序、垄断的市场不仅无法让新质生产力健康成长，还会提高市场交易成本并降低市场交易效率。高效市场和高效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追求，现在的问题是，高效市场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因此，需要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制度、市场行为进行规制。政府营造法制化环境显得至关重要。“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经济法促进有为政府的典型映射，应遵循市场主体平等规则，不让任何一类市场主体形成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或劣势。”这样一来，政府不仅是高效政府，还应该是有为政府；市场不仅是高效市场，还应该是有效市场，从而实现高效政府和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双向促进。当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运行状态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良好秩序状况下的时候，才能真正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健康发展的条件，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政府调控市场要以正确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市场壁垒的存在、资源和商品价格的扭曲、需求和供给的非对称性等都是市场失灵的突出表现，治理市场运行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而那些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并认为市场自身具有有效性并会自动实现动态平衡的学者，不外乎是中了西方经济学的圈套。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人的假设是正确的，“这是市场有效性理论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基础”。而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经济人假设存在严重问题，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而经济实践中的“经济人"是“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当“经济人”假设被否定之后，就否定了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干预市场的理论基础，就认清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实行政府科学干预市场、实时校正市场失灵、果断打破市场垄断、有效降低民生领域商品市场价格等重要措施，并以此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效率。
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为其可持续发展开辟广阔、稳定、统一、高效、公平的市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的最广阔国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也是世界各国来华发展的更广阔空间；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大安全格局是政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的稳定市场环境；破除地区之间利益分割，就要建立统一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是政府为新质生产力创造高效、公平、统一大市场的有力举措。当然，政府调控市场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偏好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调控市场是为了有利于资产阶级集团，中国的人民政府是出于对人民负责和对国家负责进行调控市场，调控的出发点决定了政府使用的调控手段和调控工具。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住房具有民生属性，但当房地产市场发展出现扭曲现象的时候，政府就要对房地产市场中将购房作为投资属性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治理。哪个行业出现了偏离人民要求和伤害群众利益的市场行为，政府就要对哪个行业进行市场干预和经济规制。如果说房地产行业属于传统行业，那么，平台经济则是新兴行业。政府调控不仅体现在传统产业领域，更要对新兴产业进行及时规范。随着大数据、信息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互联网行业更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近些年出现的平台垄断现象就是信息化时代的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不再像以往通过传统规模经济的手段获取市场势力或提高市场占有率，而是通过数据资源获取便利化、数据智能化、信息共时化、网络协同化来获取市场规模，导致“产业组织逐步从原先的垂直整合架构向网络协同架构转化”。对此，政府已经在大数据时代对平台经济垄断进行了有序治理，这样的治理对于新质生产力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
国有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中体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后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天然地被赋予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可。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重要关键领域发挥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国有企业在大型装备制造业、军工产业、储备产业、文化产业、农业等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行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总体安全的坚强保障者。无论是数据、网络、信息等新生产要素的全新闪亮登场，还是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横空出世，都需要安全的、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国有企业正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锚定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国有企业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愿。
国有企业支持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化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国有企业、民族性民营企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支撑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当世界经济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时候，首先崛起的是私有企业，他们占据了平台经济的重要位置，而且形成了愈演愈烈的垄断态势。这就要求我们要实现国有企业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大发展，要在治理平台经济垄断问题的同时，提升国有企业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占比。面对平台经济垄断，首先要清楚平台经济垄断的根本原因，
“平台经济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大数据初始资源私人占有和平台企业私有制”。对此，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规模，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数字国有企业发展质量，获得更多数字资源，形成数字生产力，共同推进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新质生产力会依托国有企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让全国人民在更高的层次上都过上美满幸福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由于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是所有制问题，而国有企业正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承载体，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主体。一方面，只有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任务的国有企业能够为全国人民提供更多可供分配的实体财富；另一方面，作为新质生产力主体的国有企业因为容纳了更多的新生产要素和新科技，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数字产业、数字财富和数字化就业机会，这些更多就业机会是改变贫穷落后的根本措施。国有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众多拥有国有企业的新产业就会产生更强的溢出效应，由此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良好态势，从而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多的实现路径。
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可行性路径
（一）新机制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新思想、新主体、新机制、新动力的通力合作与协同推进。新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要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丰富思想中汲取大智慧，围绕国家战略生存需求和国家经济长远发展进行布局谋篇。通过准确识变、主动求变和科学应变，明确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新质生产力的高效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创新的同频共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指南。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民族主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一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新发展格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观载体，国有企业、民族性民营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微观载体。高质量发展既是新质生产力追求的目标，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具有价值取向一致的内在规定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反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总体上确保新质生产力的高效、稳定，长远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契合性。
新机制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新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新赛道和酝酿新动力，新赛道上的新主体是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跑者。新机制包括新资源创新机制、新收入分配机制、新社会流动机制、新经营机制。新动力是新赛道得以开拓的新能量，是确保新赛道顺利畅通并可持续延展的源泉，新赛道是新质生产力具体实施领域的优先选择范围。
新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爆发提供能量。运用资源创新机制激活人才队伍中的新创新主体，运用新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多层级科技创新中心释放新动能，运用新社会流动机制激励创新集群低成本运行实现高效率，运用新经营机制发现新场景融合虚拟现实创新构筑数字化产业新基地，再通过新主体在新动力作用下发现更多新场景，从而提高新效率。这充分说明，在新机制、新主体、新能量、新动力共同作用下，就会开辟出新赛道，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场。
（二）新场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要有新的作为空间。这些新的作为空间有的是原有行业的新技术应用场景，有的是新技术支撑的崭新领域。2021年10月29日，华为成立了包括煤矿军团、海关和港口军团、智慧公路军团、智能光伏军团和数据中心能源军团等在内的首批行业“军团”，这是华为的通信技术、操作系统、智能控制技术在传统的煤炭领域、海关与港口领域、公路交通领域、绿色能源领域等的新场域，是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成功典型，是实现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突出标志，这些新场域是新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载体。
先进核心技术扩散过程中带动更多企业开辟新场域。在华为“军团”模式的示范之下，自2022年开始三大电信运营商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军团”2个。中国联通先后建立了装备制造、智慧钢铁、服装制造、智慧矿山、汽车制造等九大行业“军团”：中国电信成立了包括卫健、应急、文旅、教育、住建、金融等在内的12个产业研究院；中国移动陆续成立了电力、智慧园区、智慧医院等“军团”。进入2023年，中国移动又成立了私有云、公安、全连接工厂、车联网等“军团”。
新场域是高科技产业链上的企业群通过系统性核心关键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的新市场。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研发产品最终体现在芯片上，芯片又是制造业的“大脑”，计算机芯片、手机芯片、智能制造芯片、高端服务芯片构成半导体产业链式结构关键环节，而研制芯片的集成电路技术包括新材料技术、电路设计技术、封装技术、物理布局技术、制程技术、以语言模型建构技术和视觉处理技术以及算力底座技术为组成部分的人工智能技术，所有这些新科技的研发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全承担的任务，而是需要产业链上的技术相关企业群集成研发、协同研发、合作研发才能突破美国对中国的系统性关键核心技术封锁。
具备研发核心关键技术的头部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创造新场域的主力军。2023年8月29日，华为Mate60Pro全面销售，意味着困扰中国多年的芯片技术打开新局面，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面制裁以失败告一段落，意味着中国开启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征程。不仅如此，在已有5G芯片基础上，华为又研制出了5.5G芯片。华为的5.5G芯片拥有的通感一体技术、无源物联技术、内生智能技术已经成为超过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先进高科技，必将随着5.5G芯片的问世带来更多新的应用场景，由上述新应用场景构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新赛道，这些新赛道再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开辟新的市场，这标志着我国半导体产业的产业升级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初步完成。
（三）世界和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战争是破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还是哈马斯以色列冲突，所有这些军事冲突都是局部战争，而这些局部战争毫无疑问不仅给战火中的人民带来人道主义灾难，还给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而发生战争的原因在于政治，在于美西方的政治军事霸权。因此，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就每一次具体战争，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任何战争都仅仅是政治的继续。”根据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为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人民战争就是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是促进被压迫民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战争都是人民战争的典型形式，都是解放第三世界生产力的正义战争。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出于霸权目标的资本主义挑起的非正义战争都是为了摧毁敌方生产力，从而获得更多的能源、资源、财富、空间和精英人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有限战争的形式凸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话，那么，新帝国主义的军事霸权则表现为“无限战争”。由于“无限战争具有战争期限的延绵性、战争军事目的的不确定性、战争手段的不适度性以及战争空间影响的开放性等多重维度”，所以无限战争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生产力更具有破坏力的战争，是掠夺第三世界财富的新手段我们支持被压迫者和被压迫国家进行反抗的正义战争，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正义战争，更反对新帝国主义实施的无限战争。
霸权主义严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新科技体系为引领的新制造业支撑的生产力，是以数字化金融服务和智能化生产型服务为特征的生产力。
新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严重影响了各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帝国主义以巨型跨国垄断公司制造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以“金融资本的新垄断”制造了“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无论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还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经济金融化领域，都发生了因新帝国主义的垄断而导致新技术传播受阻、高科技产品国际贸易不畅通以及高科技研发资本严重短缺的现象，所以新帝国主义成为严重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不仅如此，新帝国主义还依赖其霸权势力“通过金融剥削与政治经济依附体系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引发世界财富的两极分化与全球的再生产危机”，而全球再生产危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最大破坏力和杀伤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普遍交往中推动世界和平。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交往不应是局限于区域、国别之内的有限交往，而应该是突破地域空间限制的普遍交往，是开放、包容、正义的世界性交往。交往也不局限于精神交往，更多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层面的多重交往。“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正义交往才能够着力推动现代化建设，新质生产力是更高层次人类普遍交往意义上的生产力，是能够为正义交往提供资源和路径的生产力。如果说以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使得人类的交往朝着非正义的方向演进，那么，新质生产力则为世界和平提供了高质量人类正义交往的新手段。究其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控制下，他们总是习惯于凭借自己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方面先发优势，“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通过非正义交往和强权垄断制造人类前途命运的各种危机。而新质生产力则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正义交往思路谋求世界和平，为全世界正义交往和平等合作开拓了广阔新天地的生产力。
四、结 语
新质生产力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途径，是全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措施。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特定内涵、演变规律和面临的国际形势，充分利用智能产业革命的时代机遇，抓住各种经济周期叠加带来的发展机会，通过统筹新生产要素、新科技、新产业来支撑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通过创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机制、新场域、新赛道，来开辟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从而掌握新国际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在奠定中国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基础上，切实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能级跃迁！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刘美平，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