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
——梵·高
尽管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苇岸这个名字，读过他发表在并不重要的刊物上的一些散文(那些善于在文坛呼风唤雨的“重要刊物”，始终很少发表苇岸的作品)，但我真正领悟到苇岸的意义，还是在最近，在他去世以后。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想去买他的书时，跑了好几家书店，却再也没看到那本装帧异常简洁，静悄悄地躺在书架一角的《大地上的事情》。有那么几天，我像因自己的粗心大意，错失了一个珍贵的朋友，心里空落落的、惆怅不已。后来，当我打电话向一位写散文的朋友打听此书时，她忽然问道：“你为什么等人家死后，才想起买他的书呢?”虽然她也许是不经意，半真半假的口气，但我还是哑口无言，像做了什么理亏的事一样，感到有点心虚。是呵，如果身处在一个长满了势利眼、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文坛，我们自己的眼光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传染，变得有那么一点儿“势利”呢?
对许多人而言，苇岸也许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他只活了三十九岁，出过一本薄薄的书《大地上的事情》，而且发行量少得“可怜”，这在一套一套的“从书”“文集” 满天飞，热衷于营造“规模效”的当代文坛，作为一个家的“分量”，的确太轻了：其至连他的死也是如此，除了在报纸的角落登了一则短讯和来自朋友的另行悼念文字，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一如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葬礼，是真正的“来于尘土、归于尘主”了，这与十年的许人海子和几年前的作家王小波猝死后，引发的干的“海子热”和“王小波热”，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但它能证明苇岸是一个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吗?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作家生前在公众面前的“出镜率”和作品获奖乃至出版的数量作为其价值的衡量标准，就不会得出这样轻率的结论。
苇岸说过，他是一个喜欢农业文明的人，对二十世纪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这当然可以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想到托尔斯泰、叶赛宁和梭罗，作为他们精神上的传承者，苇岸的确通过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在努力实践着这一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的“保守主义”立场。但仅此一点，我们还不能充分发现苇岸的真正意义。因为持与苇岸相近立场的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非只有他，比之更激烈者也不乏其人。但苇岸之于我们时代的独特还在于：他不是以强悍、激烈的对抗方式(如张承志和张炜)，而是以一种谦卑、亲和、柔情和怀着一颗对世界上人和物的诚挚的爱心参与到对时代的批判行列的。有时候，他也许什么也没有“批判”，只是像一台装有放大镜的摄像机那样，不厌其烦地描述和赞美他在“乡下”的所见所闻，从一只蚂蚁、一片雪花到一阵微风，都被他表现得那么生动细腻、往情深，充满了人性的光芒。
苇岸曾经在一篇自传中写道：“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至今我仍认为，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这个根本，后来使我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在苇岸笔下，很少看到什么重大题材，也从未见他参与文坛一些热点问题的论争。他像一个不谙时事的孩童，生活在与我们这个喧嚣不宁的时代全然隔绝的世界，那个世界保持着农业文明尚未受到污染的所有“美德”：纯净、自然、安宁，连空气都是透明的，能看见风吹过平阔田野时的优美形状。苇岸似乎特别喜爱那些平凡、弱小的事物，在描述它们时，笔端总是倾注着万般柔情，并且善于从中发现美和某种坚韧的力量。比如他曾经观察一只山路上的蚂蚁：“衔着一具比它大数倍的蚜虫尸体，正欢快地朝家走去。它似乎未费太多的力气，从不放下猎物休息。在我粗暴地半路打劫时它并不惊慌地逃走。它四下寻着它的猎物，两只触角不停地探索。它放过了土地，放过了石子和瓦砾，当他触及那只蚜虫时，便再次衔起，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它继续去完成自己庄重的使命……”他称麻雀是“鸟类中的平民”，请看他如何描写这些“人类卑微的邻居”：“麻雀蹲在枝上嘀鸣，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麻雀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它们的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而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们送来一个广场。“两只麻雀蹲在辉煌的阳光里，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它们眯着眼睛，脑袋转来转去，毫无顾忌。它们时而啼叫几声，声音朴实而亲切。它们的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进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他甚至发现，麻雀总是“在日出前二十分钟开始啼叫。冬天日出较晚，它们叫的也很晚；夏天日出早，它们叫的也早。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
在此之前，除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我还从未见过哪个作家像苇岸这样细腻地描写过昆虫和鸟类，而且是用这样饱含亲情的文字。在苇岸眼里，不仅是鸟类，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连一束野火也不例外：“像一头牲口，已将枯草吞噬很大的一片。北风吹着，风头很硬，或紧贴在地面上逆风而行，这让我吃惊。为了再次证实，我把火种引到另一片草上，火仍旧逆风烧向北方……”他认为，“季节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他才这样描写：“三月是远行者上路的日子，他们从三月出发，就像语言从表达出发，歌从欢乐出发。三月连羊羔也会大胆，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三月的村庄像篮子，装满阳光，孩子们奔跑，老人在墙跟下走动。三月使人产生劳动的欲望，土地像待嫁的姑娘。三月，人们想得很远，前面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情。三月的人们满怀信心，仿佛远行者上路那样。”
这岂止是描写，分明是在歌唱了!
是的，歌唱。与其说苇岸是一个观察家，真不如说他是大地上的一个出色的歌者。高尔基曾经称赞叶赛宁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乡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苇岸也一样，他像叶赛宁赞美俄罗斯乡村那样，用沙哑的男中音，歌唱家园、故乡和大地上一低沉委婉，略带点儿伤感、苍凉，像蚕儿吞丝一般，倾诉出令当代人越来越荒疏或不屑的古老情感。但
苇岸不是那种为了拍MTV而走马观花、四处猎奇、扭捏作态的城市流行歌手，也远非那种以把玩花鸟虫鱼、写景状物为消遣的小品文人可比拟。他本身就是与大地家族中的草木虫鸟和庄稼朝夕相处的一名忠实成员。他歌唱的姿态不是俯瞰，而是亲近的；不是施舍，而是感恩的，就像两人之间的亲密拥抱。这个大地上的感恩者，为自己在新年第一天遇见了一群迁徙的鸟群，而觉得是“得到了神助”。在苇岸看来，大地上的每一缕风、每一阵雨和每一片雪花，乃至秋后打完谷子后腾出来的一块供孩子们游戏的空地，都是上苍给予人类的恩赐；对这种神赐，我们惟一能报答的除了劳动，别无他途。所以他才产生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和冲动：“看着旷野，我有一种庄稼满地的感觉。天空已经变蓝，踩在松动的土地上，我感到肢体在伸张，血液在涌动。我想大声喊叫或疾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拼命劳动一天……”但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部分人，一生从未真正“踏上过土地”。
这样，苇岸就给“大地”和“劳动”赋予了一种朴素的美学形式。但这种美学不是凌空蹈虚的“玄学”，而携带着劳动者体温和真挚的情感浓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精神处境息息相关的存在哲学。当然，我们可以把苇岸“大地美学”的源头追溯到爱默生和他格外推崇的梭罗。爱默生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日益分裂的社会现状下的现代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各人站在社会派给他的岗位上，每个人都像是这样，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一个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栽种植物的人很少感觉到他的职务的真正尊严，他只看到他量谷子的箩筐和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就降格为一个农民；商人从不认为他的生意也有一种现想的价值，灵魂只为金钱所奴役：律师成了一本法典；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根绳子……”爱默生关于人的理想是：每个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而梭罗则说：“人类已经成为他们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集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了一个农夫，树阴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了一个管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
很显然，爱默生关于人的理念和梭罗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和反物质文明的倾向，以及他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和诗意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苇岸。苇岸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情形时，用充满欣喜的语调描述：“一九八六年冬天。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一九八六年读的最好一本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六日)并作了近万字的笔记，还能说明我当时对他的喜爱程度……”并且承认，梭罗和《瓦尔登湖》，对他的写作和人生，具有“奠基意义”。后来，他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
由此可见，苇岸对梭罗的“喜爱”，决非盲目的追随，而是一种自我发现和确认，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相遇。这种“相遇”给苇岸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他称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优美的、睿智的散文家；富于同情心、广学的博物学家……而他更为倾心的是梭罗的文字，他认为梭罗的文字是“有机”的，“仿佛是活的，富于质感和血温，思想不是直陈而是借助与之对应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述(以利于更多人理解和接受)，体现了精神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他情不自禁地感叹，在精神领域人类的现代文风“愈来愈抽象、思辨、晦涩、空洞”、“视明朗为浅薄、朴素为低能”的今天，“我们还能够读到梭罗作品中诸如‘城邦丧失了青年，犹如一年中缺少了春天’，‘美德如江河流逝，但那道德高尚的人本色不变'这样富于生命气息，仿佛草木生长、河水奔流时写成的文字吗?”
这无疑是苇岸所追求的语言境界。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诸如“雪纷纷扬扬，给人间带来某种和谐感，这种和谐感正来自于纷纭之中。雪也许是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果实，被一场世界之外的大风刮落。它们漂泊到大地各处，它们携带的纯洁，不久即繁衍成春天动人的花朵”、“秋收后的田野如新婚的房间，已被农民拾掇得干干净净。一切要发生的，一切已经到来的，它都将容纳，在人类的身旁，落叶正悲壮地诀别它们的母来，看着它们决的样子，我忽然想，树木养育了它们，仿佛是为了重视此时大地上勇士的形象”、“秋天，大地上到处都是果实，它们出善良的面孔，等待着来自任何一方的摘取。每到这个季节，我便难以平静，我不能不为在这世上永不绝迹的崇高所感动，我应当走到土地里面去看看，我应该和所有的人一道去得到陶冶和启迪”这样清新质朴、如同大地上自然生长、向我们直接呈现和裸露出来的文字，几乎比比皆是。
于是，在反复触摸苇岸作品中这些像土地植被一样鲜活、质朴的语言之后，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近了支配苇岸写作理念的一个核心词：爱。他曾经这样孩子气地幻想：“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我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此刻令我们感动的，决不仅仅是语言的修辞魅力，而是其中蕴含着的情感力量了。对人类和大自然一样情深的爱，无疑常岸观察世界和写作的出发点。也正因为心中经常涌动着这种爱，字里行间藏着春水一样的脉脉深情，他才如此怜惜和珍重所见到的每一个生灵，
对于“爱”，苇岸显然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他曾经叙述过这样一段经历：
一天，我穿过田野。一群农妇，蹲在田里薅苗。在我凝神等待远处布谷鸟再次啼叫时，我听到了两个农妇的简单对话：
农妇甲：“几点了?”
农妇乙：“该走了，十二点多了。”
农妇甲：“十二点了，孩子该放学了，还没做饭呢。
无意听到的这两句很普通的话，竟震撼了我。认识词易，比如“母爱”或“使命”，但要完全懂得它们的意义难。原因在于我们不常遇到这些词后面的，能充分体现这些词涵义的事物本身；在于我们正日渐远离原初意义上的生活......
也就是说，在苇岸那儿，“爱”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词，而是散发着人的血脉和体温，与我们“此时此地”的生存状况和日常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少看到苇岸在作品中发表空洞的议论和漫无边际的玄想，只是近乎痴迷地专注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体悟，“让事物本身说话”。这使他在面对某些需要“直接表态”的价值命题时，超越了那种肯定和否定的二元判断，很少像一些人那样剑拔弩张、声色俱厉地斥责，更多了一种宽容、温和与超然，但决非含糊、逃避和冷漠，而是在洞彻事物之后才有的那种基督式的谦逊、隐忍、体谅、豁达，和对世界的未来从来不曾丧失过信念所致。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找到了苇岸与他所崇拜的托尔斯泰、爱默生和梭罗这些伟大心灵之间的内在联系。
苇岸说：“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做刚来到这个世界人情给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上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读到这样满怀爱心的文字，不得不使我惊叹，在充斥着隔膜，敌意和纷争的世纪末和中国文坛，苇岸悄无声息的存在，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个毕生蛰居在北京的远郊，却始终以诚挚的爱心关切着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朴素而腼腆的平民哲学家、大地的晚生子、虔诚的素食主义者(他重病期间在医生和亲友的劝说下才中断，对此，苇岸在最后的遗言中还深表愧悔，称之为“个人放弃了信念的一种堕落”)，他的出现和离去都似乎在提醒和昭示我们，也许有必要反观和修缮自己日益狭窄的内心，重新诘问写作和生活的真实意义。我们真正匮乏什么，需要什么?应该拒绝和呼唤什么?
一位学者曾经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如果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仅仅贡献了一个鲁迅或“鲁迅式”的思想家，是一种悲哀。因为鲁迅的精神深处积压了过多的怨愆，使他的目光变得可怕地阴郁和寒冷，看到的总是世界上的黑暗，只是一味地愤世嫉俗，以“恨”的方式面对世界，而缺少像托尔斯泰、泰戈尔和甘地那样以爱的方式为黑暗的尘世带来光和希望的宗教情感。如果承认这是一种不无见地的观点，当我们阅读苇岸时，这样的忧戚是否会有所减轻呢?
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梭罗因患肺结核在康科德不幸逝世，时年四十五岁，比苇岸去世时只大六岁。爱默生在梭罗的礼上深情地说：“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只有极个别人知道，它己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而现在，面对早逝的苇岸，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如是说。如果谁觉得把“伟大“这样的字眼加在苇岸身上有点夸张的话，那么，我们不坊将它换成“一个富有爱心的人”，这是苇岸所喜欢的朴素语，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梭罗当年任过教的康考德学院的学生给予他的评价。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