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

　　——梵·高

　　尽管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苇岸这个名字，读过他发表在并不重要的刊物上的一些散文(那些善于在文坛呼风唤雨的“重要刊物”，始终很少发表苇岸的作品)，但我真正领悟到苇岸的意义，还是在最近，在他去世以后。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想去买他的书时，跑了好几家书店，却再也没看到那本装帧异常简洁，静悄悄地躺在书架一角的《大地上的事情》。有那么几天，我像因自己的粗心大意，错失了一个珍贵的朋友，心里空落落的、惆怅不已。后来，当我打电话向一位写散文的朋友打听此书时，她忽然问道：“你为什么等人家死后，才想起买他的书呢?”虽然她也许是不经意，半真半假的口气，但我还是哑口无言，像做了什么理亏的事一样，感到有点心虚。是呵，如果身处在一个长满了势利眼、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文坛，我们自己的眼光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传染，变得有那么一点儿“势利”呢?

　　对许多人而言，苇岸也许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他只活了三十九岁，出过一本薄薄的书《大地上的事情》，而且发行量少得“可怜”，这在一套一套的“从书”“文集” 满天飞，热衷于营造“规模效”的当代文坛，作为一个家的“分量”，的确太轻了：其至连他的死也是如此，除了在报纸的角落登了一则短讯和来自朋友的另行悼念文字，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一如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葬礼，是真正的“来于尘土、归于尘主”了，这与十年的许人海子和几年前的作家王小波猝死后，引发的干的“海子热”和“王小波热”，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但它能证明苇岸是一个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吗?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作家生前在公众面前的“出镜率”和作品获奖乃至出版的数量作为其价值的衡量标准，就不会得出这样轻率的结论。

　　苇岸说过，他是一个喜欢农业文明的人，对二十世纪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这当然可以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想到托尔斯泰、叶赛宁和梭罗，作为他们精神上的传承者，苇岸的确通过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在努力实践着这一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的“保守主义”立场。但仅此一点，我们还不能充分发现苇岸的真正意义。因为持与苇岸相近立场的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非只有他，比之更激烈者也不乏其人。但苇岸之于我们时代的独特还在于：他不是以强悍、激烈的对抗方式(如张承志和张炜)，而是以一种谦卑、亲和、柔情和怀着一颗对世界上人和物的诚挚的爱心参与到对时代的批判行列的。有时候，他也许什么也没有“批判”，只是像一台装有放大镜的摄像机那样，不厌其烦地描述和赞美他在“乡下”的所见所闻，从一只蚂蚁、一片雪花到一阵微风，都被他表现得那么生动细腻、往情深，充满了人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