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皇帝与官僚的战争

　　洪武皇帝创建了明朝，同时也完善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一百年来，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大小臣僚期望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嘉靖皇帝的叔叔弘治皇帝作出了榜样。朱祐樘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

　　皇帝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皇帝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摇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情。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这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堂哥正德皇帝成为荒唐天子了。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上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他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旧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列队跪在午门外。正德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动不去的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两年之后年轻力壮的正德皇帝“病死”。溢号“武宗”。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溢号。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明孝宗朱佑樘之侄，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皇帝。

　　1519年，年仅十二岁的朱厚熜袭为兴王，1521年朱厚熜以蕃王身份身登大统。明朝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明太祖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闽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例如嘉靖皇帝的儿媳，万历皇帝母亲的李妃家境贫寒，甚至李妃受封为妃之后娘家还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份却是宦官。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土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浩，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土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在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3至6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支系而居大位，自有一套统率百官的办法。在剧情刚开始时的各党人物在朝堂开会时，严世蕃大骂高拱与张居正等人是奸臣时，嘉靖却悠悠的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你们有些人是云有些人是水，只是干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意思是所有人，不管是他的儿子，还是太监吕芳，大臣们应该待在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而他们的位置和他们该做的事，则由嘉靖决定。这并不容易，但嘉靖做到了，所以他不上朝，还能牢牢把握朝政，当４５年皇帝。

　　嘉靖皇帝从湖北安陆藩邸进入皇城，完全出于一种命运的不可知，对这个权力中心来说，他还是一个“外来者”。但嘉靖帝用不一般的固执与强硬，与大臣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峙。持续三年之久的大礼议，更让大臣付出血的代价，宣告了皇帝的胜利。

　　但是精明如嘉靖皇帝，竟然也有翻车的时候。当时嘉靖３５岁，执掌大明２０年，首辅换了十多个，在宫殿上打大臣屁股打得飞起，却差点被一个小宫女勒死。仅仅是因为绳子居然打了死结，嘉靖才一直没有断气，有人传讯给皇后，皇后飞快赶来救了皇帝。事后也查不出主谋。朝堂之上从此看不到帝君，但是他的眼睛无时无处不在。

　　嘉靖皇帝从此知道“攘外必先安内”，除了搬出宫外，还少不了要和宦官密切合作，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自己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摆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部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竞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彻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啡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嘉靖皇帝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挚，收相互制约之效。

　　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皇帝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钢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嘉靖行将就木时对裕王和小万历将自己饿驭人之术明明白白的讲了出来：”所谓忠臣、奸臣，只是长江、黄河之分，长江水清、能灌溉两岸数省田地，黄河也可以，长江能肆虐各省，黄河也可以。最重要的是，黄河泛滥了要治理，长江泛滥了也要治理。嘉靖帝王术，无人能出其左右。在他的眼里大臣无忠无奸，贤时便用，不贤便黜。可惜他孙子万历皇帝没学到家，结果搞得当时六部堂官几乎都没人当了，整个朝廷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万历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