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骨气的消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一个片段

　　“他意识到，自己所珍视、所坚守的一切，根本就一钱不值，这些原则，不会使自己受到尊重，也不能使自己免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况。”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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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电影是历史精神的不朽肉身。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令人费解，其实很有道理。

　　如果没有电影，历史就是抽象的、平面化的，有了电影，历史变得丰满、灵动，不仅可见、可闻，甚至可以拥抱和进入，历史不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且是一种感性的体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有两位名导，一位侯孝贤，代表作《童年往事》（1986）、《悲情城市》（1989）、《刺客聂隐娘》（2015）等，另一位杨德昌，代表作《恐怖分子》（1985）、《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一一》（2000）等。

　　两位名导都堪称大师。相比较而言，我更倾向杨德昌一点，原因无他，侯孝贤似过于冷峻和隐忍，以至于令人心生寒意，而杨德昌虽同样不乏冷峻和隐忍，但多了一些温情，令人心生暖意。

　　杨德昌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当属《牯岭街》。

　　这部影片，堪称“小说式电影”，有点像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那样，徐徐展开一个历史长卷，令观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给姜文带来巨大声望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很多桥段都是在致敬这部电影。

　　02

　　《牯岭街》是一部长达四小时的长片，先后出场的人物有近百人，相当于一部1960年代台湾社会的人物浮世绘。

　　这些人物中，做为主角，张震饰演的小四，当然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则是张震的父亲张国柱饰演的小四的父亲。

　　也就是说，这对生活中的父子，银幕上也同样扮演父子，自然水乳交融。

　　影片开始的时候，父亲和小四的关系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符合人们对那种传统的、古典的父子关系的想象，庶几有点像贾政与宝玉的关系（当然不是那么对立）。总之，父亲是有尊严的、令儿子生敬生畏，不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也是文化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父亲。

　　杨德昌用了三组父子俩从学校回家，推车并行的长镜头来交代这对父子关系的变化：

　　第一次，是因为父亲怀疑学校搞错了小四的语文分数，要求查阅试卷；

　　第二次，是因为小四在学校被坏学生“滑头”霸凌，抄了他的试卷，学校不仅不主持公道，还要同时处罚小四；

　　第三次，是因为小四和校医发生冲突，被军训教官抓到，要给小四记大过处分——这会影响到小四的升学。

　　前两次，父亲很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虽然他与学校的交涉，不仅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反而使校方加重了对小四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