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春度北大荒 无怨无悔

　　我十七岁自愿报名支援边疆建设，二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十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

　　毅然决然报名支边

　　1967年11月21日，我登上北去的列车，告别亲人，奔向久已仰慕的神奇的黑土地。直到1977年2月考取北京大学，整整十年，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黄金阶段——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北大荒，我们是“文革”期间第一批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北京知识青年。

　　为什么是第一批，又是自愿的呢？这就需要从我们一同奔赴黑龙江的几个小同学说起。初中时我们年级有几个要好的小同学，“文革”开始后，我们几个人的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内心充满了委屈，对“文革”十分不理解。我们毕竟从小受党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从懂事起就唱“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支歌。天真、幼稚、单纯，又不失革命激情。人家不让革命，我们自己要革命。几个人曾经组织一个“红军长征队”徒步串联。1966年11月16日从北京出发，1967年1月12日到延安，在延安参观了十二天，然后返京“复课闹革命”，前后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走时我们背着行李，还有油印机、纸张、乐器等。沿途利用晚上时间给群众演一些小节目，发给他们一些油印毛主席语录。我们称这次串联为“新长征”，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意志，熟悉了社会。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中学生来说，走路是很艰苦的，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第一天，双脚打满了血泡。第二天，我们互相鼓励，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十天后，脚板磨出了茧子，才突破了“血泡关”，一路上，我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时农民生活很苦，吃的是杂粮，油水很少。1967年元旦那天，才在山西黄河边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了顿有肉的饭菜。途经的地方大都是革命根据地，我们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更重要的是，这次徒步串联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接触实际的机会。走一路，看一路，才了解中国之大，天下之大。才知道农民怎样种地，工人如何做工。

　　徒步串联的锻炼使我初步感到，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要想有所作为，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主动接受火热生活的洗礼。正是这次“新长征”萌发了我上山下乡的初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几个伙伴到黑龙江支边的主流动机。当然，在这个主流下也隐藏着“左”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影响的因素。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残酷的现实，磨炼人的钢铁意志

　　从舒适的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祖国北部边陲，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北大荒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最冷时达零下四十度。当风雪交加时，当地老百姓叫它“大烟泡”，风刮起来真是可怕。这种恶劣的气候给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刚到北大荒正赶上冬季挖渠排水，露宿在荒草甸子，住在“地窨子”(“地窨子”就是在荒草甸子里挖一个大土坑，把棉帆布帐篷的下半部分埋在土坑里，露在外面的上半部分用草和土盖严实，形成一个半地下的临时住所，利用地温保暖)里。前半夜，几十号人挤在里面，人的体温，地窨子的地温，再加上取暖的明火，还能入睡。到后半夜，火灭了，帐篷冻透了，热气散光了，几经冻醒难以入睡。我们睡觉时都“全副武装”，头戴大皮帽子，身穿棉裤，脚套大棉靴。一冬天连衣服都不脱，更不要说洗澡了。参加排水劳动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连部，住在连部的小茅草屋里，可以烧炕，条件略好一些。但因年轻贪睡，又不会烧炕，就采取了—个又懒又笨的办法。离京时，家里给带一床虎皮褥子，以备防潮、防寒。我火不生、炕不烧，自以为身下垫有虎皮，再冷也不怕。靠身下的虎皮睡了一冬凉炕。转年开春，需要把被褥拿到日头底下晾晒一下。哪知，整张虎皮不⻅踪影，只剩下枕头底下一小块。一打听，原来我的小同学们听说虎皮做鞋垫防潮、透气又保温，背着我，你一小块，我一小块，把一整张虎皮瓜分完毕。真是可气、可恨又可怜。真可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回想起那个冬天天格外的冷，夜里水缸都冻裂了，真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