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留柱：回首知青岁月
后排右一为作者
一、序曲
如今我们都是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当我们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历练了生活的磕磕绊绊，回味儿人生交响曲的几个华彩乐章，对于“知青岁月”这个不平凡的段落，总是难以忘怀。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1969年，搭上“老三届”末班车的我——一个刚跨入初中校门学习不满一年的“知识青年”，却坐上了上山下乡的头班车，被卷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
不知道是何原因，也许是因为家庭出身好或者学习成绩好的原因吧，本来我是要升入高中的，在我们班有6个人，已经收到通知了，但由于1968年12月26日的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学校就实行了“一锅端”，全部开赴农村。
我们的下乡不象许多人那样幸运，是在开封近郊的新建队或是农场之类，那样起码一日三餐毋须发愁；想回开封也很方便。不，我们开封八中的下乡对开封知青来说，也许是最远的地方，那是真正的上山下乡。
元月8日，当我们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是去插队落户，当时思想上的概念，就像平时三夏农忙时到农村帮助贫下中农割麦子一样，去个十天半月就会回来。
火车晃荡了一天，把我们甩到了豫南重镇——驻马店，这时已到傍晚，又坐上了汽车——可不是玻璃窗户的大客车，是几辆没有棚子的大卡车，在呼啸的寒风中，一直向东开去。我们在车上一个个缩着脑袋，任凭汽车在夜风中狂奔。
已经到子夜了，汽车停在了一个有着昏暗路灯的县城。我们以为到目的地了，纷纷忙着往下搬行李，领导摆摆手，让我们下去吃饭；我们看到了一块牌子，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县城——平舆。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东进，终于来到了最东部的和店公社，没法再走了，再走，就是安徽省了。这里，距安徽省仅2公里。
又坐上了来接我们的马车，先到小吴庄大队，又到大吴庄小队，在全村的中心位置，有三间被烟熏火燎已经流油的草房，就是我们的家。
进入平舆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14”这个数字：全县14个公社，全公社14个大队，而我们大队呢，14个生产队。
二、赶会
我们这一群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在农村要力气没力气，要技术没技术，也真难为了贫下中农；而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失去了初到农村的新鲜感之后，陷入迷茫之中。唯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赶会”。十里八里，三、五十里，只要听说哪里有“会”，无论多远，也要风风火火的赶去。本县的赶完了，就赶外县的，新蔡县的龙口，项城县的贾岭，我们都去过；后来干脆就跨省行动，把“会”赶到了安徽省的鮦城，现在来说也就是免费旅游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体现在衣着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即不同于农民的土布土褂，也不同于城里人的笔挺制服，而是——打着许多补丁的学生装，上衣口袋里挂着钢笔，打开一看，里面早已没有墨水。初次见面即便不用介绍，也马上能猜出对方的身份，那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是“天下知青是一家”，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天南地北，只要看到了“知青”的装束，马上亲如兄弟，吃饭、住宿全免费。
安徽省有一个小镇——临泉县的鮦城。当我们赶到鮦城时，日已近午，迎面走来一位比我们大五、六岁的青年，文质彬彬，他张口就问：“你们是上海知青吧？”因为当地下有上海知青。
“不，我们是开封的。”
“是吗？那是河南省了，走，到家坐坐。”
他叫郭振华，是西安市的回乡知青，已成家；他懂牙科，在镇上开了诊所养家糊口。我们来到他家，他马上招呼妻子生火做饭；我们感动得不得了。说实话，赶了这么多“会”，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待遇，竟一时不知所措。振华搬出他的箱子，我才知道，他除了行医，还在进行着文学创作。他问我们除了农活以外还干什么，我们无言以对。他以一位老大哥的身份开导我们，讲起了过去，也谈到了未来。
我从郭振华——这个“老三届”的排头兵身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力量，回去后拼命找书；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找书又是何等的困难，但我硬是从老乡的家里搜寻到了四大名著和其它书籍。晚上在豆粒般的油灯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五彩斑斓、令人神往的世界，这时一切皆不存在了，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腰酸腿疼，没有了烟熏火燎……，后来当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些进步时，眼前就浮现出安徽鮦城那位潇洒、睿智的青年。
三、奋斗
赶会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渐渐的我们也融入了贫下中农的队伍之中。
在我们这个家共6个人，3男3女，我是个家长，当地青年常给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就不要走了，领导早给你们安排好了，让你们配对，在这安家落户算了。”
直到这时，我的感觉才从“来帮农民割麦，十天半月就回去”中清醒过来，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一切从头做起吧，首先烧火做饭是第一堂必修课。我们之中，有人在家从没有做过饭，而且我们全体谁也没有见过地锅做饭，更别提自己烧了，第一顿饭我们仅烧火就反复了三次，最后还是在老乡的帮助下，两个小时后才吃到了第一顿半生不熟的面条。
我们将压力变为动力，麦忙时节，我们和农民一样，天不明就起床，迎着茫茫薄雾来到原野，挥镰如飞；现在想起来，真有诗情画意，但在当时，顾不上想这些了，只有弯腰割麦。晚上，我们会在麦场上扬场，还会肩上压着一百多斤重的粮桩子一口气扛到仓库，像扛着一座山。
我们参加了治理洪河的会战，真可谓是战天斗地。洪河是淮河的支流，所以也可以说是治淮会战。你看到过治河工地的宏伟场面吗？那真是惊心动魄，绵延数十公里是人山人海，当时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全是人拉肩扛。这里没有女性，全是男人的天下，所以干活全是赤身裸体，但远远看去不是白花花的一片，而是黑乎乎的——因为全身都是河泥。
我们还参加了0911工程的修筑，即现在的106国道，当我后来开车从这条国道上经过时，想起自己为此曾洒下过汗水，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四、回家
我们虽然参加了国道的修筑，但当时还不能用。我们这里是交通极不方便的地方，回一趟开封需要三天的时间。我现在清楚地记得第一趟回开封的经历。
下乡之后约二十天，就到春节了，是否回家过年？在我思想上有斗争，当时还有一股子革命热情没有减退，想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同组的人们都要回去了，我一个人可没有坚持下去的决心，就一同上路了。那一天，是下的大雪加琉璃，从村里到县城的六十里地，本来从和店公社到县城是有一趟班车的，因大雪封路，也停了，只有全靠两条腿了。我们走着一疵一滑，算是走了一整天才到县城。这时，身上穿的棉衣成了盔甲，一晃就叮当作响。我们到了县委的“知青办”，就在那里围着火炉过了一夜。第二天，买了一张最近一站程庄的票，搭上了从平舆开往驻马店的班车，到终点时已是下午，沿着铁路走进火车站，上了一辆不知道是开到哪里的货车，只要往北开就行。到了漯河，车停了，又爬上了一个火车头，到了许昌，再换一辆货车，这是坐在车尾巴上，叫“守车”，总算在半夜时分，到达了郑州。又是沿着铁路从郑州北站走到了郑州站，混上火车，第三天的中午回到了开封。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睡觉，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父母心疼的不得了。一路上共七百多公里，车票花了两角钱。蹭车——这是在知青时期学会的本事。
当时，曾经有一首《十六岁》的诗歌，就是描述一位女知青的：
本是十六岁的花季，
却踏上泥泞小道；
在严寒和酷暑间，
奔波于异乡它县。
曾经有过面对盗贼的惊吓，
曾有过夜臥司机楼的果敢；
黑瘦得象一株凋零的玫瑰，
独闯天下，巾帼虎胆。
五、参军
前排居中位置为作者
1969年4月，我参加了平舆县第一届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更加明白了要长期坚持下去的政策。实话实说，在我们中谁也没有在这里长期坚持下去的想法，都想早一天离开。我不知道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具体数字是多少，但我知道，这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没有想到，直到我参军回来后的1976年，还有知识青年在继续的上山下乡。
我是第一批离开农村的，参加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在1971年1月1日，当我打起背包，离开这个已经和我有了两年缘分的土地时，有些难舍难分了……。我复员后回到开封，是在运输公司开大货汽车，每逢遇到知青截车，我都会提前停下来，让他们全部上车。有几次他们很奇怪，说：“别的车很难截住，你怎么主动就停了？”我笑笑说：“我是个老知青，知道知青的不容易。”他们立即肃然起敬，说：“您是老前辈了。”说着，把大包小包的红薯、花生之类的往司机楼里塞，我急忙双手拦住。
时隔50年，2021年的夏季，我萌发一个念头，回我的第二故乡去看看。说走就走，我带上全家五口人，在高速公路上，过去需要三天的路程，现在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和店公社（现在是和店镇）的一个小饭店吃过了饭，雨还没有停。
怎么办？这里在1975年曾因发大水被淹过，大吴庄现在不知什么样？我曾经梦牵魂绕。我开车试探着向北开了有一公里的路程，该向西拐了，麻烦，竟然还是一条泥泞的小路。唉，返回吧，近在咫尺却又像遥距千里，我向着雨雾中遥远的大吴庄敬了一个礼，踏上了返程的路。
我是幸运的，下乡两年就参军了，而其他人，有三年五年的，有十年八年的，甚至真的在农村安家落户的都有。有的女知青嫁给了当地的农民，还有的知青，长眠于异地它乡。
六、回顾
真的，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口号式的表态，现在回首往事，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真需要一番认真地反思。
自1958年开始，邢燕子、董家耕等一批知识青年回到农村，把知识带回农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句话是正确的。那时的上山下乡，首先是自愿的、主动的、个别的，而且在年龄上己经是成年人，并且具备了一定知识，所以才叫“知识青年”。但是，将全国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和准毕业生几百万人（据最近的一个统计数字，有1000多万人），无论年龄大小，自愿不自愿，也不说多长时间，在知识方面也根本谈不上是“知识青年”，一股脑的全部开到农村，却是一种极“左”的做法。当然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知道，这是国家的无奈之举，就业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备战问题。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参加工作之后，中央考虑到了这一代人的利益，将下乡的“农龄”作为了工龄，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吧。后来我在报上看到，这是一位湖南的女知青不懈努力的结果，而且还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她的名字叫萧芸，全国8000万知青应该对她致以崇高的敬礼。
知识青年，我们这一代当时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现在，正在祖国各个不同的岗位上，起着挑大梁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时遇到自然灾害，学知识时碰到上山下乡，结婚之后赶上计划生育，讲学历时没有文凭，改革时期又成了四零五零”，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但是，我们已经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武装了自己，丰富了自己。我们之中涌现了工程师、科学家，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在知青群里，还涌现了一批国家栋梁，他们从小队生产队长干起，而后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通过大学的深造，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知识青年的骄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中涌现了众多的作家和诗人，形成了一种“知青文学”，这也是历史对我们的回报吧。
大吴庄两年，在我73岁的人生岁月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稍纵即逝，来去匆匆；但是，如果和任何一个“两年”相比，这两年却会被无限放大，容纳了政治的反思、历史的诘问、社会的回望、道德的审视、文学的升华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我人生的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的一笔。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涉及近8000万青年命运的大事，《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只字未提，一个是不好下结论，第二是无关紧要当时的主题，但在1978年10月中央座谈会，中央作出决定终止这一政策。
△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叙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要追溯到1955年，这是不对的。成千上万所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实际上是特殊时期造成的恶果和后遗症，和过去的知青下乡完全是两个性质。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只能是指从特殊时期结束后，特别是1968年12月26日那段最高指示发布后，大批的学生下乡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这埸规模空前的运动。
【文/任留柱，作者原创投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