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论生产关系的经济学——新时代方法论（续）

　　【作者按】资产阶级解释学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按照这个学说，人何以能“行动”，盖满足以下归因链条：人——享受物质生活的人（所谓“质料因”）——经济利益的人（所谓“形式因”）——具有商业理性（即5>3）和会计算的人（所谓“动力因”）——最大化行为的人（所谓“目的因”）。此种分析规划是对“性即是理”的颠倒，把物性和人性高度一统化（却都排斥“历史”，寻求所谓的变动不居之人性）。然则，现有两大经济学系统共有的部分是认可工艺学对象——财富生产，分歧之路在于各自建立从对象到研究对象的学说研究体系：一为物象关系到物象研究对象（否认人性是历史变动的），一为生产关系到历史研究对象（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 ）。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果真能够和财富对象合而为一，从而实现和自然科学规定的一致性意义上的统一吗？物的解释学期望达成这一效果。事实却往往与愿望相违。可见，资产阶级由于不愿意正面审视社会对象（这一点即意味着它没有真正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不能够切近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其用于社会解释的三大法则——因果、功能和意图，说到底，为了寻求“统一物象观”罢了。（相关阅读材料参阅《保卫资本论》尤其修订版第七章“解释学的谬误”）

　　一、研究对象“真假大战”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研究对象的科学事体亦是如此。立在读者面前的是“两种经济学”：（1）生产关系的经济学——A经济学，或直呼A；（2）资源配置的经济学——B经济学，或直呼B。一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科学研究领域的唯一理论经济学；另一者是“仿真的理论经济学”，即以理性之手消杀研究对象谱系学的“幽灵建筑”艺术。且看康德的仿真术怎么说：

　　“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由于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也就是说，用知识纯然的集合体构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就是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因素的学说，从而必然属于方法论。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一般而言的知识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体，而是必须构成一个体系，惟有在体系中，它们才能够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体系应该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如果人们应当把某种东西称为方法，那么，它就必须是一种按照原理进行的程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对于这段话，一种注解是：“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答案极为简单……就是：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增长受阻。换言之，广义的交易成本虽然在私有产权及相关的自由企业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类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张五常《经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