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红：困在理想与现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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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利升仙成道了”。在朋友圈看到这句话时，我还以为别人说的是，永利又提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救世”观点了。再细一看，说是永利在12月4日凌晨去世了，他死在了无人陪护的医院，用自己腰间的皮带，自悬于空调机而身亡。

　　据说，永利曾在家割腕自杀，后被老父亲发现，未曾想在医院还是抱着求死的决心。他曾向朋友说，“我的生命似乎到了新的低谷，说不出来的难过难受，甚至不想说话，感觉已经是严重的抑郁。”在长时间失去自由后，他甚至已经分不清时间，会把“五个月”当做“两个月”。

　　永利生于1969年12月24日，家在西安高陵区湾子乡官寺村。他仿佛生错了时代，既研析《道德经》，但却爱谈“斗争”。他的一生都在“反抗”中度过，可以说是屡败屡战，了然无所获。在遗书的末尾，他反问道，“命运之神是如此无情的耍弄灭绝我，我该如何是好，我当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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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最后悔的事情可能是自己没有上大学。中学时他学业本很优秀，但青春期逆反心理严重，终究不被校园所容。1986年在高陵县通远二中读高一，因与班主任发生口角，被取消期末考试资格，他当场撕毁试卷奋起反抗，后被学校开除学籍。

　　永利在被迫转学到三原县冯村嵯峨中学就读，但在高三上学期，因反对学校的乱收费，对学校向私人承包食堂不满，在元旦当天跑到市政府大院，在雪天独自搬出“清正廉明”牌匾抗议，自此被学校劝退。

　　1990年，打工潮兴起，无学可上的永利只能选择外出，先后在建筑工地和水泥厂卖苦力。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在最迷茫的时候，他选择了多读书，期望通过读书找到人生的目标，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叫“金牌民工”，寓意是即便打工，也要和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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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扛完水泥袋，他便洗净双手，在简易窝棚里，就着灰暗的灯光疯狂地读书，后来眼睛就慢慢地近视了。他读了《马恩选集第三卷》和《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还读了《八卦探秘》，这些书目成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易经的入门之书，他就这样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且不觉得两种思想之间有违和感。

　　作为最底层劳动者，他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了深切的体会，看到国有大型企业的腐败弊病，愈发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决心对此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1994年，永利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有个叫白永秀的院长，给他看了政治经济研究院的课表，让他一边打工一边听课，从此永利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如饥似渴的查找资料，写成了《社会主义论》书稿，并自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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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于没有知音讨论，他便自费乘车到了北方未名湖畔，参加了张维迎等人在学校的讲座，并在会场上举手提问请教，赢得了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他开始在三角地张贴自己的文章，希望能和大学教授切磋。

　　北大公安处找到了他，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自己在西北政法学院工作，但其实他只是在学校里打扫卫生。公安处的领导说有教授要找他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骗他上车后将他送到了昌平收容站，关押了13天后方才遣返。

　　没办法，他只能再回到西安，自行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张贴海报组织讲座，均被发现并制止，然后又是一番问讯。2000年，永利在西三爻村租房创办同人书社，主要贩卖一些图书为生，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于是先后精读了《道德经》和《红楼梦》，又出版了《老子译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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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书要自费，活命也要花钱。永利为了省钱，不坐公交车，到哪里都是骑一辆二八加重自行车。他从老家带来面粉，自己动手做饭，可以说生活是自给自足。解析《道德经》的教授很多，但作者为民工身份的，他或许是第一个。

　　永利认为许多人对老子有误解，对《道德经》有误读。因此要“为老子正名”。他的译析不是人云亦云，比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前人大多译为，天下都知道美的东西所以为美这就知道丑了。而永利则译为“天下人都知道美的事物，美在什么地方之时，才能衡量判断出丑的事物。”

　　西安市教育学会会长许建国作序说，与其他的译文相比，永利的译文可称为新见迭出，打了许多传统的译法，冲破了许多条条框框，尽管他的理解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永利得到了肯定，内心充满了喜悦，甚至还有一些飘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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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前后，城中村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永利的书社只能关门歇业。他去了开拓者野营登山俱乐部作兼职向导，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周末带队爬山，挣来的费用能够勉强维系生活。周内时间完全自由，他依然可以旁听各种讲座。

　　那时永利身体很好，登山穿越不在话下。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在一次《平凡的世界》读书会上，那时他好像刚从宁陕带队回来，看起来满身疲倦，但一旦讲起话来则精气神十足。他认为自己就是小说中的“孙少平”，能够体会在旷野读书的乐趣。

　　永利还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世纪的雄鸡》，里面除了描写生活百态外，还辑录了几首含情脉脉的情诗。有人评价说，永利的诗歌“虽然不成体统，难以归总，但却有不少人欢喜，特别是那极不规范极不蹈矩极不传统的思维和作法，一个特殊的另类——怪异之奇，反引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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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是个真诚的人，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在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反毛主义者的背叛和忏悔》，详细地剖析了自己对一代领袖的情感历程。永利的祖父是富农，他在幼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祖父被批斗，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送去劳改。伟人去世时，别人都在哭，而他的心里只有愤恨。

　　在和西安的毛派接触后，读了诸如《还清白于毛泽东》等书，永利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评价看待领袖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对国际国家民族人民留下什么，和他死后为子女留下什么。经过两相对比，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曾经说了那么多对你老人家不恭敬不公正的话，今天我知道我错了，我请求老人家的原谅和宽容。”

　　永利是个轻易不肯赌咒发誓的人，但他却发誓说，“今后我要做你最好的学生，最坚强的战士，誓死捍卫毛泽东的国魂地位，不容玷污和亵渎，不怕入不了党，不怕打一辈子光棍，不怕坐牢杀头，立志做一个白求恩一样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把你老人家开创的革命路线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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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创办了“国魂毛泽东”的新浪博客，前后发布了200余篇自己写的文章，并同步在左翼网站“乌有之乡”发布。西安的老左派多不会上网，而永利会用电脑，因此“金牌民工”成了毛派信息的中转站。

　　毛派的人对导致工人下岗的私有化改革意见很大，常有传言江大领袖去世了，永利未经分辨查明，即兴高采烈地在网上作了发布。因此事在2010年6月3日被抓，关押20余天方才获得自由。

　　此后他又先后介入药家鑫案、赵东民案、邓玉娇案等，在网上撰文声援受害人一方，尤其是发生在西安的赵东民案，因永利将一份监狱传出的“自白书”发于网络，最终引起全国左派的高度关注。但赵东民出狱后，两人却因故发生间隙，以致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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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因为钻研道德经，继而爱上了国学。因其网络运营和组织才能，先后被聘任为洛阳老子学会、西安老子文化学会、福建省老子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务。这些协会多是三无机构，副秘书长就是个干活的义工，许多时候还要倒贴腰包。

　　他时常在网上搜索各地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举办的国学论坛，主动向会务组申请参会，并竭尽所能推荐自己所熟悉的专家学者参加，但许多人电话里一听他无文凭学历，便粗暴地予以了拒绝。他既然无法参会，做大会发言更是没有可能。

　　但永利仍然如同一个点火机和发动机，先后在长安、洛阳、周口、新乡、福州等地联络，组织各种国学论坛。他很自豪地说，“别人花32万元搞一场活动，我自己花3000元搞这些活动，我活在人间多少还有些用，尽管我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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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永利在西安办会，晚上有两个自称作家的女士赶来，非要永利安排酒店住宿。两位女士穿着时髦，且说是经熟人介绍而来，永利只能安排。第二天会议现场，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其中一位女士却脱了鞋子露出臭脚。永利觉得“我已经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收入，还要给这样的女人买单，我的一百元花的实在不值得”。

　　2014年8月，永利曾协助省国学研究会，在西安某职业学院举办过公益国学讲师班，先后有百余名学员在此结业。此后，他们又趁热打铁，在该学院发起雨花斋素食餐厅，依靠捐款和义工，供人免费就餐。公安机关介入后，培训和餐厅均停办。永利又将餐厅搬往临潼，随即又遭阻止。

　　永利心里清楚，从他在网上替人喊冤那一刻起，他已经成了稳控对象，此前他所担任的老子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均在公安介入后，被悉数撤销。无论是他要搞领袖纪念活动，或者是国学推广活动，均已无名无分无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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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活动受到官方调查，永利都如实报告，并将会议资料和人员名单悉数奉上。他感觉自己“光明磊落，不反党，不反对社会主义，谁能怎么样？”但事与愿违，大城市已经没有了永利的落脚地。

　　我多次建议他脚踏实地，如有公益心，不如做些相对温和的乡村建设工作。于是他仔细阅读了我推荐的刘老石资料，此时刘老石已经去世，他深受其实干精神的感动，认为“一些进步青年经常感到对社会问题，老虎吃天，无从下爪，刘老石的支农事业就是下爪之地”。

　　当读到“有谁不关心自己的家乡呢？但是我们的家乡怎么就不行了呢？我们怎么就不愿意留下来，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往城市里跑呢？”时，他也在反思，觉得刘老石“没有说做毛主席的学生，但他做得比我们任何人都好，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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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永利想在老家办一个农家书屋，他四处搜罗了千余册图书，3台电脑，2台打印机，1台投影仪，30把椅子。为了求得支持，他还给时任省长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要用毛泽东思想办好农家书屋。当然，省长并没有给他回信。

　　永利因无收入，日常生活特别节俭。他去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开会，午餐时眼见隔壁桌上学生剩的半碗刀削面，直接端过来一并吃掉，看的同行者目瞪口呆。他去河南一个学校宣讲道德经，有人给他买饭他不吃，专吃学生剩下的饭菜，让校方很是错愕。

　　这些年来，许多毛派人士、传统文化爱好者南来北往，或由他安排过食宿，或者曾去过他的老家，有的人甚至在他家一住就是半月。他在家里搞过展览馆，也搞过纪念活动，但无非就是拉个条幅挂个照片，没有几个人前来参加，场面显得颇为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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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老家后，他发现村里的土地被非法拆迁，村民反遭殴打致使骨折时，他在2012年11月，起草了《告村民书》四处张贴。他说，“表面上看村民的基本权利是被乡长村长书记剥夺了，实际上却是因我们对集体事务的冷漠态度，从而被我们自己亲手放弃了。”

　　他试图通过选举罢免村干部，以“村民自治委员会（筹）”的名义，号召“被压迫的村民们联合起来”，但没有人跟着他去“闹革命”，他如同孤家寡人一样，等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后来，扫黑除恶运动席卷全国，永利满怀期待地网上发文，陈述自己老家的现状，他倾诉道“村上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黑恶化的势力统治村民三十几年”。再后来，他所在村的前任村书记被网上追逃，时任村书记、村主任双双被免。永利认为“社区政权有了点回归群众的渺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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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平时多在外游荡，家里全靠母亲操持。母亲在2009年重病后，永利买了点东西赶回家看望。母亲对永利说，“我娃给妈买了这么多东西，妈都不能给我娃做一点好吃的。”母亲问他是否谈了对象时，眼神里充满了焦灼、期待、遗憾、自责、无奈。永利无法面对，只能违心的说道：“好着哩！”然后逃离了母亲的视野。

　　母亲的小名叫菊花，走街串巷卖了好多年豆腐，积劳成疾落下了半身不遂。而这一次见面，却是母亲留给永利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句话。永利花了2300元，为母亲买了一口质量好的松木棺材，并在母亲移棺的前一晚，独自躺在棺材里“暖棺”。

　　永利想到母亲曾经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对家里做得的贡献最多，但母亲却从来没有因此对儿女提出过任何的条件。为了子女上学，母亲自己泥里来，雨里去，冬季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半身不遂后，母亲还艰难的爬卧在地上，从砍倒的玉米杆上掰玉米棒。想到这些，永利躺在棺材里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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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母亲在上天保佑，2012年，新疆有个名为“雪狼”的红色网友，将自己的姐姐介绍给了永利。这个女人多年前离异，已从澄城卷烟厂退休。第一次见到永利时，永利戴着厚厚的眼镜，胡子不刮头发乱糟糟。女人见其邋遢，面露不悦，即转身而去。

　　永利当面说对方牙黄毛稀，以貌取人。女人在家查阅永利的网文后，方才决定以身相许。她跟随永利行走各地普及国学，永利身无分文时，女人自掏腰包贴补永利。为支持永利的节俭精神，女人甚至与永利一起吃他人剩饭。

　　许多人都说，如果永利愿意和女人过安生日子，则生活可就此转折。但三十多年的流浪生活，永利已经很难安稳在家。两人同居8年，一起经受风吹雨打，虽然两人一直没有领取结婚证，但在永利眼里，这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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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弟弟和母亲都去世了，永利甚至有点后悔，如果早一些与女人举办婚礼，岳母应该会很高兴。2020年7月，永利计划给老父亲在家里过个80大寿，同时想与女人在老家办个婚礼。

　　未曾想7月4日，永利又被送往高陵看守所羁押了12天。原来前段时间，他计划在家举办马克思诞辰202周年。晚上，镇村干部来家里要带他走，他拒不开门，双方发生冲突后，他胡乱扔了一块砖头过去，导致村干部头部流血，被定为涉嫌“故意伤害罪”。

　　12天后，永利被取保候审，于是他又开始张罗大寿和婚礼的事情，我给他说自己一定会到场喝杯喜酒。但不知中间又出现了什么变故，当天只有祝寿仪式，婚礼没有人再提起。其实永利心里清楚，“我一直让妻子伤心失望，甚至多次决定离我而去。八年来她和我在一起，是她的情分，我的福分，没有她是我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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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永利读书杂，又或许是受的委屈多，永利的思想愈发偏执，偶尔还有狂想症。他研究《圣经》，认为其中的“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中的“锡安”便是自己的活动地“西安市”。他研究《周易》，认为其中的“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其中的“高陵”便是自己的出生地“高陵区”。他研究《推背图》四十七，认为“无王无帝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中预言的“紫薇圣人”便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然后他开始宣称，“我是再来的马克思，我是复活的基督，我是看得见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道成的肉身，历史的终结者，正义的审判者。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出身寒微的人”。他还说，“这是一个悖逆的时代，背判人民放弃共产主义祸害国家，追名逐利混饭吃等之流必然遭到审判和清算。”

　　永利自认为他的思想理论有三个来源，即马列毛的话语体系，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基督教神话的话语体系，而在他眼里这三个话语体系是相通的。无论是左翼人士，或者是国学爱好者，看到永利发出这番言论时，都难免有些错愕，觉得永利自高自大，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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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以前，我也曾有过一些抗争之举，发起过西安进步青年中心，带志愿者到他的老家下过乡，永利便视我为“同志”。随着生活的磨砺，眼见了现实的残酷，国家机器的齿轮何其强大，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如鸡蛋或草芥。我遂将主要精力转向公益和生活，而这些都被永利视为“叛徒”，认为我已经“不够革命”或“不革命了”。

　　但永利偶尔也会来找我。我对他说，你看你十年前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闲暇做个公益多好。现在虽说你年龄大了，但你也是有手脚有文化的一个人，最起码做保安也能够谋生，千万不可越来越掉入自己构筑的幻象中，这样下去最终会精神崩溃的。他当面满口答应，但事后依然未见任何改变。

　　事实上，这些年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又或者是公益，都进入了全面的低潮期。在大一统的体制下，言说的口袋越收越紧，实践的边界越来越锐利，很少有人再去谈理想。有的人身陷囹圄，家属委托的律师也见不到人。有的人气血攻心，患上了心脏病等大病。每一个人自顾不暇，慢慢地退出了各种各样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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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却像唐吉坷德一样，全然不顾血淋淋的现实。他的老父亲年事已高，根本挣不来钱。永利开口向父亲借钱被拒后，他一怒之下踹开父亲的房门，又一脚将屋内的大衣柜镜子踹碎，然后把父亲的柜子撬了，吓得老父亲战战兢兢，几天都没敢在家里住。

　　在朋友的劝说下，永利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孝忤逆，活该落得官司缠身，债台高筑，兄弟不合，女人分离，到了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说，自己不应该对父亲太苛求，发生抱怨心，不应该猜忌父亲对大哥偏心。“做人到这个地步可见我的人生有多失败”。

　　永利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反思道“我既然身为人身，就应该尽人的情分，如果父亲不在了，就一切悔之晚矣。趁着父亲健在让父亲宽心的高兴的多活几年，父亲就是去世了，在阴间遇到母亲，也能让死去的母亲得到些宽慰，知道咱们的儿子还记得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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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永利50岁了，在生日前夕他依然很困惑，“我不禁常常问自己，我来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活？这样活着究竟值不值得？我究竟是谁？谁究竟是我？”

　　永利不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加入共产党的未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也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经朋友推荐协调，永利曾在村里谋得一份保洁员的活，每个月可得一些微薄的工钱。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义务替村民拉粪。

　　他开着农用收粪车，到村里人家的厕所边，搬开窨井盖子，塞进粗长的管子，把粪便抽进特制的车罐，最后倒进玉米地里。永利做好事总是一厢情愿，有时没有事先打招呼，弄得人家院门前脏兮兮，臭哄哄，反而引起了被服务村民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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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虽然在村里做着保洁员，但他依然不安分。他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两年一直在为高陵某机械厂厂长刘长河维权。地方政府多次开会研究，把永利列入“重点稳控名单”，凡有重要节日，即可能被收去手机，失去人身自由。

　　2021年7月1日凌晨两点，十几位民警突然赶到他家，把永利从家中被窝里拉走。这一次永利被直接送到了西安咸宁路一家精神病院，和其他精神病人一起接受强制治疗。期间，永利让他的哥哥联系我，让他的妹妹给我传话，说“他拿我的书以后会还我”。我听后感觉莫名其妙，我送给他的书不用他还。但他的电话打不通，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021年11月23日，永利被放回家，他在精神病院一共呆了146天，可以说是从党的生日开始，历经西安十四运，一直到六中全会彻底结束。民警送还了他的手机，但永利发现，手机里面许多资料已经被删除了，他参加的好多群已经被退出，组建的群也被解散，微信里冷冷清清。永利最珍视微信里的朋友，最珍视自己写的文章，而如今账号屡次被封，许多人再也联系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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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躺在冰冷的床上，觉得“如今又到了生活的冰窖，年迈的父亲，吃饭都成了问题。家里不成个样子。倒霉的事情太多，说出来怕人笑话。”他又感到呼吸都困难，“不想让我发出一点声音，生存的空间被再度压紧紧缩，好像锁链让我窒息，我不知道我还能挺多久。”

　　永利自称“金牌民工”，他有很明显的优点，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因此既遭受过“捧杀”，也遭受过“打杀”，但说到底他从未拿过任何金牌，甚至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压，事业遭受蓄意的破坏”，他实在想不通，“究竟有多大的仇恨，非要野蛮的关我146天”。永利在家割腕自杀被送往医院后，他竟然还要再求一死。

　　永利的一生都被困在理想和现实间，如同一面镜子，映射着各色人等的影子，别人都已经从镜像中走出，而他却被困在其中无法自拔。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他52岁生日，旧历新年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大会也将再次召开，他的老家自此少了一个上访者，互联网里留下的些许痕迹也会慢慢被淹没。在永利生前留下的遗书里，他曾冷静地写道，“我的生命之灯，如同风中蜡烛。人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对不起家庭，对不起父亲。难道曾经追求的一切都是梦幻，这该是多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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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去世时，正是国家宪法日，电视上循环播放的都是各地的普法新闻。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皮书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如今，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没有人知道在当天凌晨，有个叫“金牌民工”的人悄无声息地死了。

　　永利去世后，他的家人与医院协商赔偿事宜未果，遗体至今未能安葬。朋友们知道后，也只能在群里追思悼念。有一个山西的退休局长，因擅长解读《道德经》，被永利视之为同道，曾多次陪同其前往各地做讲座。这位局长在群里劝大家慎言，并即刻退了群。他说，“今天的国家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抬起头的国家，今天任何行为只能给国家增光，不能给国家抹黑，否则会被反华势力利用”。

　　澄城女人知道永利不在后，悲痛难以抑制。他想到了自己那个网名为“雪狼”的弟弟，因在疆地帮内地红色网友转发了一张图片，结果失去自由一个月，此后凡有出行皆受限制，最终在2020年跳楼自杀。女人托人向永利家人送了1000元，希望在永利下葬时，能够给买一身新衣服穿。她在手机里循环播放着永利生前录制的歌曲《葬花吟》——“尔今死去你埋额，未卜侬身何日死，侬今葬花笑话我，他年埋我又是谁。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那略带陕西方言的歌声十分沙哑厚重，但又充满了无尽的悲凉。（2021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