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能做白内障手术?毛泽东的眼睛就是这样治好的

2022-07-16
作者: 于赓哲 来源: 瞭望智库公众号

  1

  金蓖术的起源

  唐由之所操持的针拨白内障手术,是他本人在古代的针拨术基础上改进而来的。针拨白内障又叫“金篦(读作bi,四声)术”,因使用金针为手术工具而得名,由古印度阿育吠陀医生Sushruta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汉代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1978年3月2日,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前排右起:物理学家林兰英、妇科专家林巧椎、眼科医生唐由之。图|新华社

  北凉时期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卷八:是时良医即以金錍决抉其眼膜。

  “錍(读作pi,一声)”同“鈚”,是一种类似箭头的扁长锐利工具,发展到后世就演变成所谓的“金针”。

  南北朝时期这种手术已经得到了运用,《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鄱阳忠烈王恢传》: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到了唐代,这种手术运用更为广泛,在众多名人笔下都留下了印记。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刘禹锡《赠婆门僧人》:“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2

  白居易的眼疾

  在众多患者中,白居易十分引人注目。他中年以后患有白内障,长年求医效果不佳,最后决定以手术方式解决。为此,他写了《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日本学者埋田重夫曾著文《眼病对于白居易的意义——视力障碍给诗人带来了什么》,认为《眼病二首》写于白居易五十四岁之时。

  从症状和年龄来看,白居易似乎患有白内障。但是《与元九书》里提到“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似乎又有飞蚊症。在《花非花》里又说“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种“夜半来,天明去”夜重晨轻的症状似乎又证明伴随有青光眼。

  白居易为了解决“纵逢晴景如看雾”的苦恼,多次寻求解决办法。从诗句来看,他可能曾同时求助于僧道和医家。“僧说客尘来眼界”,所谓“客尘”乃佛教用语,指的是染污心性的外来烦恼,与“自性清净”对称。

  医家则认为“风眩在肝家”,即认为患的是风眩。风眩乃医学用语,可能包括今人所说的癫痫、偏头痛、高血压等,传统医学认为肝不藏血,血气亏损,风邪上乘,《黄帝内经》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记载,《龙树菩萨眼论》也有“肝热”“肝风”的病因分析,故有“风眩在肝家”之说。而且医家还劝告白居易戒酒,这是白居易的软肋,他一生爱酒,“平生好诗酒”,而酒精是一切眼病的大敌。

  白居易还可能求助于道士,道士则秉着清静无为的原则劝告他“早罢官”。

  在万般无奈下,白居易还自己翻看医书,所谓“龙树论”应该就是《龙树菩萨眼论》,眼科专书,可能是隋唐时期成书,从书名到内容都受到了印度医学的巨大影响。该书记载了金篦术:“若翳状已成,非汤药所及,徒施千万,亦无一效。唯用金针拨之,如发云见日。”白居易说:“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应该就是在看了《龙树论》之后认定药物治疗已经无效,于是求助于金篦术。但是这个手术有较大风险,“此法治者五六,不治者亦四五”(《原机启微》)。

  白居易是否根除了疾病不得而知,从其晚年疾病诗来看,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彻底缓解,还不时抱怨“眼昏”。但白居易活到七十余岁,生活质量看起来也还不错,还得意赋诗云:“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池上篇》)所以晚年那些哀叹眼昏的诗歌,也许包含了诗人固有的夸大习惯吧。

  3

  从胡药胡医到本土化

  印度地界炎热,眼病患者众多,这大约是促生先进眼科医学的重要因素,所以印度眼医在中国很受欢迎,刚才提到的刘禹锡诗就是赠给“婆罗门僧”的。所谓婆罗门僧在中国广泛介入各种医疗活动,连唐太宗也曾服用其丹药。唐后期南诏攻打成都的时候,还特地劫走了城内的胡人眼医(极可能是印度医生)。

  在眼科用药方面,印度医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玛瑙,现代中国的北方部分地区是产玛瑙的,但是宋以前的玛瑙绝大多数来自异域,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玛瑙、马瑙、码碯等多种写法,很可能为外来词的译音。《太平御览》卷八○八马脑条:“魏文帝曰:《马脑勒赋》曰: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玛瑙经常被胡医用于治疗眼疾尤其是白内障,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主目生障翳,为末,日点。”李时珍把这一条收入了《本草纲目》。这个疗法极可能就是胡医带来的。

  再例如西北出产的胡盐,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它与境外医学的关系。《宋书·张邵附侄畅传》:“胡盐疗目痛。”陈明《〈医理精华〉: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实例分析》对于中古时期各种眼疾药用盐进行论述,从中能看出那时候对于药用盐的普遍追求。

  到了后来,西北地区的药用盐甚至成了重要的经济、政治斗争工具。《册府元龟》记载,唐元和五年曾有渭北党项拓跋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在盐州放牧十五年,愿定居于此,这就是因为药用的青白盐利润丰厚。这些盐后来成了西夏经济基础之一,宋曾以禁青白盐贸易来惩罚党项李继迁。

  虽然胡医、胡药在眼科领域内大有光环,但是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鉴真和尚就是其中一位当事人。

  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天宝七载,748年),鉴真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泊十四天,濒临绝境之时终于在海南岛振州靠岸,后来从那里返回内地。路途中,鉴真的重要助手相继去世,他心情郁闷,再加上热带炎热的摧残,眼睛出现了问题。鉴真自身精通医药,但是可能是出于“医不自治”的传统,或者是被胡医光环所迷惑,他还是延请了一位胡医,“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治疗,眼遂失明”(《唐大和上东征传》)。

  这是一次失败的治疗,究竟是什么眼病、有无采取手术手段、哪里失误也不清楚,唯一确定的是从此鉴真双目失去了光明。但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才为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增添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解,紧闭双目的鉴真成了勇敢、毅力的代名词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人物。

  还有一种失败是“不适合”,针拨白内障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白内障患者,杜牧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无奈的过程。他的弟弟杜顗(读作yi,三声,意为安静、庄重恭谨的样子)曾为镇海军幕府吏,患有白内障,在扬州求医问药而不成,后来听说有治眼名医石公集,于是请石公集到扬州,行针拨白内障手术,但依旧没有治愈。

  会昌二年(842年),“虢州庾使君”告诉杜氏兄弟,同州还有一个眼医周师达,水平在石氏之上,杜牧以重金聘请周师达前来,但是周只是指出石公集诊断失误,认为杜顗的病不适合实施手术,“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未采取措施即离去。

  此处所说的“赤脉”,有可能指白内障与角膜血管翳并生,血管绵延向瞳孔,包裹角膜,从而导致失明。此病现代手术尚且有一定风险,唐人更无法应对。杜牧兄弟只能由极端的希望转向极端的失望。由此可见,《原机启微》所说的“此法治者五六,不治者亦四五”不是一句虚话。

  从唐朝开始,针拨白内障法已经彻底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胡人色彩逐渐褪去,围绕它产生了很多本土名医。宋代苏轼曾有《赠眼医王生彦若》,记载了亲睹的针拨白内障手术场面,操持者是名医王彦若:“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

  苏轼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勇于尝试任何新鲜事物,常常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在旁观手术的时候看到王彦若运针如神,去翳如拆屋,一时惊叹不已。紧跟着他开始怀疑王彦若会法术:“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古代医巫不分,医者操行幻术也是时常有的事,所以苏轼认为王彦若在使用法术也是当时正常的“联想”,但是王彦若却来了个不予置评:“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大致意思是我自有我的方法,这个道理你看不懂和你也讲不清楚,干脆利落地阻击了苏轼进一步探索的科学精神。

  王彦若之所以拒绝苏轼的探问,估计除了手术技法复杂,难以一言半语解释清楚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保密。所谓“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是中国古代所有技术阶层的共识,中国古代医人以世俗医为主,生计指靠市场,一招鲜吃遍天,所以特重保密。

  孙思邈曾说有的医者甚至父子之间亦严格保密,眼科这个领域自然不会例外。甚至连药名都花样百出,目的无它,就是为了保密。

  宋代洪迈《夷坚志》记福州某人患眼疾,好友赵子春声称有特效药“二百味草花膏”。二百味药的“大型”药方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患者质疑二百味药何时可以凑得?过了几日赵子春携来药品,果然奇效,患者不久痊愈。再三追问,可能是碍于友情,赵子春解释说该药其实只是羯羊胆,去油脂填蜜,晒干碾粉,既然只有两味药,那么为何叫“二百味草花膏”呢?“以蜂采百花、羊食百草”,两个“百”相加故曰二百,目的就是“故隐其名以眩人云”。这种保密让人啼笑皆非。

  宋代《秘传眼科龙木论》:“不是医人夸巧妙,万两黄金永不传。”大约也是这种保密行为的体现。

  4

  绵延千年的技术之光

  宋代还有一则有关针拨白内障的故事。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和议,夏四月,高宗生母韦妃(显仁皇后)扶徽宗棺椁归宋。临行时宋钦宗苦苦恳求转告高宗,若能回宋,只要当太乙宫主即可。韦妃哭着回答:“吾先归,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但是回来后却再也不敢提出迎宋钦宗之事,原因很简单,接回宋钦宗之后,宋高宗地位会十分尴尬,位置不保,谁敢提这事,就是在触碰宋高宗的底线。

  晚年时韦氏患目疾,招募医生治疗,此事在《宋史》卷四六二如此记载:“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愈,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

  但是在《雪履斋笔记》却是如下记载:“宋显仁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请治其右,报当不赀。道士曰:‘后以一目视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即道士使用针拨白内障法治好了韦氏一只眼,却拒绝治疗另一只,原因是提醒韦氏违背了当年的誓言。

  此事真假不可知,道士有无胆量挑战宋高宗底线也是个疑问,也许《雪履斋笔记》记载的只是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的流行,也从侧面反映出民间对于针拨白内障神技属性的认可。

  宋代以后记述针拨白内障的医书可谓层出不穷,例如《龙木论》极有可能脱胎于白居易所说的《龙树论》,避宋英宗赵曙的名讳改为现名,但内容更加丰富,将白内障的老年型、先天型、外伤型、并发型作了区分。该书还成为宋太医局教材。

  宋代《太平圣惠方》,元代《原机启微》,明代《银海精微》(托名孙思邈)、《证治准绳》,明清之际的《审视瑶函》,清代《张氏医通》《医宗金鉴》《目经大成》等等,都有关于这项手术的记载。《龙树菩萨眼论》还传播到朝鲜,成为《东医宝鉴》的一部分。

  《东湖集》里甚至还记载有医者劝告患者:你的白翳不够厚,所以还不到手术时机,可以多吃一些“发物”,待以时日,让白翳增厚,然后一举剥离。这种从容无疑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基础之上的。

  清代《目经大成》将这种手术归结为八法:一曰审机,二曰点睛,三曰射覆,四曰探骊,五曰扰海,六曰卷帘,七曰圆镜,八曰完璧。那时候的针拨白内障技法可以说已经日趋成熟,例如对于进针部位(角膜与外眦中点),对白内障剥离后的位置观察等,都颇符合科学之道。

  可以说,正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唐由之才有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发明。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比针拨白内障更先进的治疗手段,但是依然掩盖不住这项手术的熠熠光辉,这是一道顺着丝绸之路放射进来并且绵延千余年的技术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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