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李德承担吗？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五)

　　曹征路

　　中央苏区的最后丢失，始于党的指导思想错误，军事指挥失败只是诱因。

　　由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思想被认为是右倾，自然与之相对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便体现了正确路线。

　　如同今天人们迷信洋名词新概念一样，当时作为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使用的这些战术，中革军委和红军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提出异议。

　　堡垒是自己修的，以至于每次撤退时不得不炸掉这些碉堡，防止成为敌军“新的堡垒”。

　　从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就住在庐山，请的首席顾问也是德国人赛克特，使用的战法也是“堡垒主义”加“保甲连坐”。战术上取守势，战略上取攻势，五天一进十里一推。加之100万军队100架飞机，所以这一次围剿完全按蒋介石的意图在打。

　　

　　红军以往那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性完全看不见了。

　　1933年9月中旬，肖劲光曾经电报建议，“应将主力撤到两翼侧击敌人”，博古李德回电：“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

　　9月25日，敌三个师分别压来，肖劲光部六七百人根本无法抵抗，黎川失守。

　　10月2日，李德制定一个攻打硝石、资溪桥的计划，红三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出。李德以中央名义写信批评彭德怀“缺乏坚决的信心”。

　　为了对抗赛克特的堡垒，肖劲光受命匆忙组建的红七军团还不到一个月，受命堵在浒湾以北，李德严令“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红七军团死守一天一夜，红三军团赶来援助时，敌人援军也到了，死死咬住红军。就这一天惨烈拼杀，红军伤亡1300多人。

　　11月中旬，在博古、项英的支持下，李德继续指挥部队在敌人的堡垒地带左冲右突，强打硬拼，损失惨重。幸而陈毅此时指挥六个团地方红军的组成西方军与敌人周旋，减轻了一方面军的压力。

　　当这些报告传到庐山龙云寺的赛克特那里，这个整天对着地图琢磨的德国老头也纳闷了，“红军的这种战法很像我们德国军队勇猛进攻的阵地战术呢。这倒是大为庆幸的事。”他很清楚，红军没有本钱这样消耗下去。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经两次通过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和博古、项英建议，不要纠缠敌人的碉堡群，部队应该跳到外围去，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敌。

　　但这些意见正好与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想法相反，他们还沉浸在这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的虚幻概念里，反而批评这是“使红军脱离中央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他们甚至将肖劲光抓起来公审并判以重刑，理由是“放弃阵地，畏敌不战”。接着又利用这一事件在红军中展开“反罗明路线斗争”。

　　1933年11月20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以军委名义致信红军总部及师以上军事干部：“敌人的堡垒不是不可以征服的障碍，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所以把苏区丢失完全归咎于洋顾问的瞎指挥，也是不公平的。

　　历史没有亏待过任何人，博古、项英都有创造历史的机会。此时对中央苏区而言，打开过一个极为有利的转折窗口：

　　从9月开始酝酿的“福建事变”，经过与中共的多次商讨，于10月20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通电反蒋，宣布成立以李济森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周恩来三次致电博古，“蒋介石兴师入闽，红军应在资溪通往光泽的路上痛歼蒋军，声援第十九路军。”

　　其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纷纷发表看法，毛泽东还亲自找到博古，建议借此良机跳出包围圈，到四省交界的地方去。

　　彭德怀在前方发电报，建议向浙、赣、皖边界突进。

　　临时中央内部也有人要求博古李德，应该尽快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军事同盟，互相支援作战。

　　“闽变”消息传到南昌行营的当天夜里，蒋介石捶胸顿足：“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此奇变，痛心之极。”

　　他最为担心的是，如果红军乘势派兵打到苏、浙、皖地区，则围剿满盘皆输。所以一方面对十九路军的将领进行收买，另一方面派出九个师对福建进行讨伐。而在中央苏区战场上，采取了守势。

　　

　　然而博古等人面对呼吁建议，斥之为“幼稚，冒险，看不清敌人的滑头。”

　　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报告中说：“福建人民政府算什么东西?它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的总和。党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他们。”

　　项英在讲话中也附和道：“蔡廷锴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即使与他们握手的时候，也要骂他一句反革命。”

　　在这样的影响下，六届五中全会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全会甚至号召福建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阻止苏维埃前进道路的政府。”

　　福建方面在重兵压境之下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急赴瑞金，要求红军出兵拦击。博古等人不但搪塞敷衍，反而将红军从东线西调，到乐安、永丰一线去打碉堡。于是蒋介石的讨伐军趁机大踏步地越过资溪、光泽一线，进逼福州。

　　等到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了，博古等人才意识到在解决了十九路军以后，敌人马上会掉过头来合围苏区，这才命令红三军团入闽作战。

　　但此时良机已失，蔡廷锴口吐鲜血，只身逃去香港，曾经与红军谈判的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被蒋介石捕杀，仅仅存在一个多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宣告破产。

　　

　　在“二苏大”闭幕的喜庆气氛中，红军的败讯就频频传出。

　　2月9号，红九军团在小鸡公山、熊家寨打到弹尽，被迫向广昌撤退;2月24号，红一军团一部在三甲嶂连战三日，付出重大伤亡;3月8号到17号，红一、三、九军团与敌北路军主力激战，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3月23号，红七军被敌击败，伤亡近1000人，归化失守。

　　到了3月下旬，红军被压缩到广昌、建宁一线。蒋介石、赛克特终于看到红军被挤压在一起，兴奋异常，命令陈诚指挥11个主力师进逼广昌。其目的是拖住红军，等各路军队赶到，诱使红军决战，一举拿下苏区。

　　博古李德只知道大门一开，腹地难保，把红军四个军团都调过来，也准备决战，喊出来的口号是“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广昌”。

　　尤其糟糕的是，因为红军指挥员对李德严重不满，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已经多次与李德发生冲突。

　　博古又对军事完全不懂，就决定自己负政治责任，李德负军事责任。在关键时刻改变指挥系统，下令取消前方中央局和一方面军总部，由中革军委领导各军团。

　　周恩来被冷落在一边，在瑞金留守，博古李德亲赴前线督战。

　　4月20号，陈诚的两路纵队已经合拢。21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发布动员令：“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26号，李德以前线司令部名义下达命令：“红军的唯一任务是坚守广昌，誓与敌人绝一死战。”“不论哪支部队，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也是同一天，陈诚下达了合攻广昌城的命令。

　　28号，广昌失守，红军阵亡5500多人，负伤也在这个数字以上。第二天晚上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各军团负责人无不愤慨，彭德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听到翻译解释了这段话，李德指责他：“封建，封建。”

　　广昌是苏区的北大门，而几乎是同时，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也被强敌攻陷。博古李德到这时还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继续要求红军堡垒对堡垒地打下去。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博古李德都抓住“筠门岭失守”不放，下令将22师政委方强关进保卫局审查，又将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等7名干部送军事法庭审判，并迅速枪毙两人，其余判处徒刑。而对他们自己亲自指挥的“广昌失守不予追究，”

　　然而这些小动作已经掩盖不住内心的焦虑，李德此前那种威严神态再也摆不出来，常常闷头盯着地面，目光呆滞游移不定。

　　1934年6月下旬，博古在下肖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成立“最高三人团”，此后不到十天，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瑞金开来，实施蒋介石的“铁桶计划”。10月6日，各部队陆续接到行动命令和编队序列，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

　　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1939年12月，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刘亚楼等人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对李德的审查。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

　　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

　　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

　　

　　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其实斯大林早就不同意共产国际向中国派代表。他曾经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这其中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更多的内在原因乃是中共仍未摆脱幼年期依赖。

　　这批留苏归来的中央领导，由于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不得不依靠背诵马列来壮胆。

　　

　　到了决定转移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在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当张闻天批评博古“不该重用李德，要有点自己的主意”时，博古反击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无奈，又引用斯大林予以反驳……

　　中共真正脱离幼年期要等到1942年“皖南事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