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老电影手记：杜、钱二人今犹在，不见当年田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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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彩色故事片《春苗》上演。
这是一部在今天看来也十分精美的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扣人心弦，画面美轮美奂，音乐也非常好。
李秀明扮演的田春苗，当然是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达式常扮演的青年医生方明，他有正义感、善良、儒雅、医术高明，在业务上对春苗帮助很大。
方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自豪地介绍说：“别看我们医院小，还在搞尖端呢！”
他所说的尖端，指的是卫生院内设有“养生疗法实验室”，由医疗组长钱济仁负责，专门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养生保健服务。
记得当年看到这一幕时，不觉有异，反而觉得杜院长很有事业心。搞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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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来看，就完全明白了。
公社(相当于今天的乡)卫生院的设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就是要为社员(今天叫村民)服务。
因此，卫生院要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治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如果要“搞尖端”研究，也应该以服务农民为方向。
但杜文杰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
把卫生院极为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养生疗法”，对农民无用，但对杜、钱二人却非常有用。
杜文杰可以靠“尖端成果”帮助领导养生，然后使自己得到提升；钱济仁可以靠这个发论文，评职称，调到城里的大医院。
杜文杰的这一“路线”，当然受到来自最基层的赤脚医生田春苗和她身后的社员群众反对，也让初出茅庐的方明看不下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结果如何?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电影看，这里不讲了。
一年多以后，电影《春苗》被定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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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杜文杰还在，钱济仁也在。
事情很简单——
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一些学者在外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疫情相关论文;
这篇论文中，出现了“去年12月中旬即存在人传人”的清晰表述;
论文的数据极为详实。
但是，
1月20日，专家组才首次公开宣布新冠病毒“明确可人传人”;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这几个时间点再清晰不过了。
我深信，中国人民终将战胜新冠病毒。
但做为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封城，经济上、政治上的成本可以想见。
如果提前一个月——那时候春运甚至还没有开始——就按照“明确可人传人”的判断，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被传染，代价也会小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