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老电影手记：杜、钱二人今犹在，不见当年田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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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彩色故事片《春苗》上演。
这是一部在今天看来也十分精美的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扣人心弦，画面美轮美奂，音乐也非常好。
李秀明扮演的田春苗，当然是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达式常扮演的青年医生方明，他有正义感、善良、儒雅、医术高明，在业务上对春苗帮助很大。
方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自豪地介绍说：“别看我们医院小，还在搞尖端呢！”
他所说的尖端，指的是卫生院内设有“养生疗法实验室”，由医疗组长钱济仁负责，专门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养生保健服务。
记得当年看到这一幕时，不觉有异，反而觉得杜院长很有事业心。搞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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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来看，就完全明白了。
公社(相当于今天的乡)卫生院的设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就是要为社员(今天叫村民)服务。
因此，卫生院要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治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如果要“搞尖端”研究，也应该以服务农民为方向。
但杜文杰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
把卫生院极为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养生疗法”，对农民无用，但对杜、钱二人却非常有用。
杜文杰可以靠“尖端成果”帮助领导养生，然后使自己得到提升；钱济仁可以靠这个发论文，评职称，调到城里的大医院。
杜文杰的这一“路线”，当然受到来自最基层的赤脚医生田春苗和她身后的社员群众反对，也让初出茅庐的方明看不下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结果如何?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电影看，这里不讲了。
一年多以后，电影《春苗》被定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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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杜文杰还在，钱济仁也在。
事情很简单——
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一些学者在外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疫情相关论文;
这篇论文中，出现了“去年12月中旬即存在人传人”的清晰表述;
论文的数据极为详实。
但是，
1月20日，专家组才首次公开宣布新冠病毒“明确可人传人”;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这几个时间点再清晰不过了。
我深信，中国人民终将战胜新冠病毒。
但做为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封城，经济上、政治上的成本可以想见。
如果提前一个月——那时候春运甚至还没有开始——就按照“明确可人传人”的判断，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被传染，代价也会小的多?
相比之下，杜文杰、钱济仁在公社卫生院搞搞养生疗法，真的是小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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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主席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原则，受到与会人士的热烈拥戴，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面向工农兵”，就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当年，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回忆——
咱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分级医疗，而那时候就拥有最好的分级医疗。我是卫生队、县医院、大医院都干过的。以北京为例，生产大队是合作医疗站，人员是赤脚医生，是经过培训的农民，就是最简单的土法子，没有放射科，也没有化验。
到公社卫生院，中专毕业的居多，但是每个医院都有两名北京二医(现首都医科大学)五年制的毕业生，这是国家分去的，可以做化验、筛查、胃镜等，有的只能做胸部透射，但是拍不了片，肝功能检查只能定性，检查结果只分阴性或阳性。
到了县医院，可以照X光片了，肝功能检查是定量的，而且北京的县医院有胃肠摄像机。然后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每个医院包一到两个县。地方有重大手术做不了的，大医院去人做。
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从人员到设备，分级医疗合理。设备配置清晰，人员分配也清晰。回忆起当时，我觉得很有幸福感。
制度是基础性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春苗》和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证明，仅有制度是不行的。
比如，“疾控中心”本来也不是一个象牙之塔式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带有快速反应性质的“实战”机构，但他们似乎和杜、钱二人把资源用到“养生疗法”一样，把精力用到发论文上了。
所以，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解决立场感情问题。
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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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科技部下发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很好，很及时!
只是如果不检讨几十年来对“为私”的价值观的提倡，对“理性经济人”的推崇，这个弯子能转的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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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无论如何，战胜新冠病毒之后，应该好好总结，经验需要继承发扬光大，教训则要认真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