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以应对“四月危机”为起点，经过几年探索，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在所有制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没有实行“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更没有实行私有制；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没有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而没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又迅速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并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维持土地个人所有制；在国际战略上，建国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而没有实施全面开放；在分配上，强调公共消费为主，基本生活资料采取配给制，而没有实行自由交易。当然，在具体的步骤和路径上，这些制度并不是同时确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和当前一些流行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这套战略的形成，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迷信苏联，也不是出于所谓“对公有制的迷信”，而是启动中国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有着自己内在的、科学的逻辑（见图1-1）。

　　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发展道路最直观的特征。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率出发，按照“比较优势”，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轻工业。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还有人认为这是迷信了斯大林关于“重工业优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的论断。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来看，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发展轻工业和改造传统农业的前提。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经济账，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政治上，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半年多，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入侵朝鲜，并威胁中国安全，中国被迫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一仗打出几十年和平红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基本的工业体系。战争让新中国迫切感受到重工业的必要性，无论是应对常规战争还是核威胁，都需要重工业基础。国防工业涉及大量尖端技术，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陈云在《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提纲中明确地写道：“收支部署：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第一没有价钱还一一没有这个，可以没有一切[1]”。对新生的新中国，重工业就是这样一种地位，不是效率高低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个就没有一切”，这个逻辑要超过用“比较优势”衡量经济效率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