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茂：用文学形式阐述的新发展理念

　　用文学形式阐述的新发展理念

　　——《走向乡村振兴》读后感

　　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的新作《走向乡村振兴》，已经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这是王宏甲继《塘约道路》《中国有个腾头村》等农村题材作品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历时四年，走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几百个贫困乡村，深入第一线长期跟踪调查，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出的一部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史诗般的调查报告。

　　该书亮点很多，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品尝这顿文化大餐，吸取精神营养。比如，该书第三章《再不能忽视的常识：组织起来》，实际上是作者农村系列作品的一条鲜明的主线、红线。而第九章《怎样看待穷棒子》，又是作者长期坚持的基本立场和不断弘扬的人民至上的文化理念。这些，大家都可以细细品味。但是，我读此书，还是另有感悟。我觉得这本书是作者在以文学的方式，来回答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理论和政策问题，是在探寻着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它的价值不仅仅是文学的，更像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全景式社会学著作。从这个角度看，我更关注书中的以下几个亮点。

　　1.《走向乡村振兴》是组织起来的升级版

　　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国有个腾头村》和《共同富裕：一个村庄的信仰与坚守——贾家庄乡村振兴启示录》等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对新老典型的解剖，反复讲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决定性意义，但对象都是村一级。那么，从整体上看，只要一个村组织起来就行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每个村都组织起来了，也一样不能突破村自为战的局限性，仍然会有相当多的村庄在竞争中落败。所以，组织化、集体化不仅仅是一个村级组织的问题，而是由村到乡镇再到市县的一个系统工程。《走向乡村振兴》正是反映这一系统工程的升级版。

　　这种升级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突破了村自为战的格局，开始有乡镇一级的联合组织。二是由村和乡镇发展到了县级、县域的产业发展统筹和产业化组织体系。这就形成了村级组织、乡镇联合，县域统筹、城乡融合的新发展格局，使整个脱贫工作由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升级到大党建统领的多级联动的产业化组织体系建设，上升为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推进战略，随着新的产业的展开，使县、乡、村之间形成产业上的联动和利益上链接，而不再是村自为战的单打独斗，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样的站位就高了，视野也打开了。这是目前所有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章都很少达到的高度。

　　书中第十五章写了贵州鸭池镇的“两包一干”，很值得关注。什么是“两包一干”？就是镇里成立党委领导下的合作总社，以统筹的方式，把前端的产业选择、资金筹措、技术服务、规范管理和终端市场销售都包起来，只把中间的生产环节留给村合作社。镇里包两头，村里只管干就行了，镇里的合作总社成了更大的、垮村的利益共同体，化解了各村社的经营风险。

　　威宁县谋划6.5万亩的山地蔬菜产业基地，需要集中土地、组织劳动、加工存储、冷链运送、远程销售等诸多环节的统一组织协调。为此，他们提出了全县统筹的问题，不但设立了指挥部，还成立了农业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股权合作的形式把24家种植销售蔬菜的公司组合起来，再把相关村合作社的土地流转集中，纳入统一种植计划。他们的马铃薯产业也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和物流贸易、文化体验等全产业链的良性循环。这种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体系，超越了单个乡村的统筹范围，上升到了县级、县域统筹的程度。

　　大方县在猕猴桃产业的基础上，成立了十个乡猕猴桃产业的“合作联社”，又在此基础上成立县级合作联社，形成十个乡的产业联合体，还在县级设立了产业有限公司。通过县级统筹，三级联动，形成了“产业规划、资金筹措、技术服务、风险防控、品牌营销”五统一的产业组织体系，也很具特色。

　　除了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体系的统筹之外，县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改革创新的做法，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制度化，变成地方政策条例等。这是县以下基层组织做不到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要五级书记抓，是针对全国讲的，第一线的是县委书记、乡镇书记和村支部书记。这三个层次是缺一不可的。

　　2.《走向乡村振兴》揭示了一个全局性的发展趋势

　　乡村振兴是农村自己的事吗？靠农民自已的力量能够振兴吗？如何使这种振兴成为可持续的发展？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都不是能在办公室里进行论证的，必须来自于现实，来自于实践。恰好，我在读《走向乡村振兴》时找到了答案。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提到了毕节市提出的“四个留下”。哪四个留下呢？

　　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

　　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

　　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

　　这是一个不在实践中的人很难想像出来的工作目标。已经脱贫了，为什么工作队还要永远留下？这是因为毕节市委的同志们想得长远，有战略眼光。而且，这四个留下又是一个缺一不可的完美组合，一支队伍，一个组织，一份资产，一套体系或一套方法吧。其实，这四个留下的提出，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即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已经不再是农民自已的事，也不是只靠农村就能完成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了近40年去集体化和农村人才长期流失，广大农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等已成为普遍现象，造成一般农村都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自组织能力，必须要有外力推动和输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事，只有社会主义能做，我们共产党能做。

　　另一方面，从全面乡村振兴的要求看，城乡分割甚至城市剝削农村的路子己经走到尽头，再延续下去只能进一步加大农村地的贫困和村庄的衰败。所以，不论是从脱贫攻坚，或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城乡关系的协调、工农联盟的巩固等任何角度看，都到了以城带乡、振兴乡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从这样的角度看四个留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毛主席时代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山下乡。上山下乡虽然被伤痕文学控诉了很多年，但是，却产生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中的模范人物，甚至还有一批今天共和国的领袖人物。那些文人至今也不能理解毛主席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战略远见。现在看来，要建立新的和谐的城乡关系，还是需要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大学生村官、驻村书记和回乡青年中，难道不会产生共和国未来新的栋樑吗？所以，毕节的四个留下应该是今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强调城乡融合、县域统筹。这必然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

　　3.《走向乡村振兴》弘扬了红色基因

　　本书的最后一章，读起来更令人震撼。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那种组织起来以后的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与今天的脱贫攻坚精神，难道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吗？改革前三十年的历史难道可以随便抹黑吗？我注意到书中多次出现样的情节，当提到某个水库或大型水利工程时，作者总要问一句，什么时候建的？被访者说：1958年建的。“你确定？”“确定。”其实，我们在现实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

　　只有继承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才能保证我们今后更好的发展。这是《走向乡村振兴》的又一个鲜明的态度和底色。在三农问题上，我们过去的教训是过份地淡化、忘记甚至否定了那段值得自豪的历史，忘记了那些鲜活的英雄，忘记了那条道路和那种精神。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人介绍毕节有八大水库，作者在了解此事时，让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数，好记下水库名字，结果竟然数出了九个。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怎么多了一个？”

　　”哦，有一个没修完。”

　　”为什么？”

　　”土地下户了，生产队解散了。”

　　第十八章中用大量笔墨记录了一个叫徐荣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在五十年代带领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建天渠的英雄事迹，曾经受到国务院的嘉奖。他本来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要去见毛主席的，却在1958年12月牺牲在水利工地上，年仅29岁，牺牲时女儿才出生七天。毕节市委负责同志在了解了徐荣的事迹并亲自踏勘了这条天渠之后，派人查访到了己经82岁的徐荣之妻顾尚荣，并于2020年8月26日去看望了这位老人。这是徐荣牺牲62年后第一次有市级领导来看望她。

　　这位市委书记对老人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晚了。”又说：“我们不能忘记英雄，我们要建一个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

　　我非常赞赏这位市委书记的态度和做法。来晚了是因为原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不会再忘记了。还要建个馆，让后人也永远记住我们自已的英雄。

　　今天，如果我们党的各级书记们都有这位市委书记的态度，对被遗忘了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说声——对不起，我们虽然来晚了，但是还可以补救一下，还可以继承下来，传承下去。那么，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今后走向乡村振兴的路也一定会少绕很多弯子了。

　　（作者系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城郊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