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灵凤：疫情下看瑞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及其代价

　　［摘要］2021年瑞典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揭示了瑞典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漏洞，也揭示了瑞典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的现实。瑞典政府抗疫举措失当的原因是顾虑抗疫封锁影响本国经济发展，担心医疗费用等社保支出的增加，等等。这种想法与该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保持经济增长，削减福利开支）的逻辑一致。而正是新自由主义逻辑不断向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瑞典国家权力向资本倾斜，社会不平等加剧。

　　［关键词］瑞典；疫情；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社会团结

　　一、瑞典疫情失控，谁之过？

　　2020年1月初瑞典公共卫生署报告了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关于瑞典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何时确诊本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统计数据说法，从2020年1月3日开始算起，确诊病例在经历了半年的缓慢增长之后，2020年第四季度瑞典疫情开始失控。瑞典成为北欧第一个达10万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的国家。2021年4月，瑞典全国1/3的地区进入“医疗紧急状态”；5月，瑞典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人，成为全球第28个达到百万病例的国家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数据，截至2021年5月5日24时，瑞典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2121例，重症病例7086例，死亡14158例。2020年11月经合组织将瑞典列为欧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糟糕的国家。邻国挪威、丹麦和芬兰纷纷对瑞典关闭国境。2020年12月，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在圣诞节演讲中罕见地发表政治评论，承认瑞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能挽救生命，抗疫失败。作为一个总人口1037万的国家2020年9月瑞典总人口达1037万，截至2021年5月瑞典每百万人死亡人口数为1377人，死亡率远高于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其中80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死亡数约占死亡病例的2/3，许多死者来自养老院瑞典统计局“按年龄统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根据两项民调显示，随着确诊和死亡人数的上升，瑞典民众对瑞典公共卫生署等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不断下降。瑞典国内外社交媒体和民众纷纷指责瑞典政府故意让病毒在人群中缓慢传播以实现“群体免疫”，但瑞典政府官员和医疗咨询专家矢口否认。那么，到底谁该为瑞典疫情失控负责呢？

　　首先遭到抨击的是瑞典卫生部门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特涅尔从一开始就认定封锁措施是荒唐的，过度防疫会导致公共医疗服务系统崩溃。他相信瑞典民众的自觉性，对于公民有责任防止疫情扩散有共识，所以不需要政府强制，民众会自己做好应有的防护。由于瑞典地广人稀的天然优势和大部分民众的配合，特涅尔的策略在2020年年初的第一轮疫情中的确奏效了，他因此被视为国家英雄。但是2020年年底开始第二轮疫情之后，情况渐渐失控，确诊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病床和药物短缺。在民众逐渐升级的恐慌中，2021年1月，特涅尔早先的一些内部电子邮件被曝光。他在与另一位传染病防控专家图尔（Peet Tull）的讨论中，提出“学校应该保持开放，这样我们才能更快地获得群体免疫”。特涅尔坚信潜在提高的群体免疫力会让瑞典渡过难关，而由于疫情的周期性反复，频繁封锁会让国家走向崩溃。面对日益失控的疫情和民众，2020年11月24日，特涅尔称“群体免疫行之有效缺乏证据”，公开否认自己的防疫策略是群体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