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 司马南揭穿了联想资本神话及其附带后果：把胡锡进们给充分暴露出来了

　　司马南揭露联想的不正当积累模式，以及这个积累模式背后的经营风险和问题；很快，胡锡进们就积极跟进，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表演，结果，他们硬是把主题进一步深化了——暴露出在中国支持犯罪式积累条件背后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这样，经过司马南破题，胡锡进们的深化，普通民众得以更为充分地理解联想式积累的幕后支持力量。借助联想式积累的模范地位，我们有条件更为充分地把握到：胡锡进们的支持，在制度层面对犯罪式积累盛行，意味着什么。

　　一、司马南提请人们思考“联想式积累”意味着什么

　　司马南自称胡同大爷，这个很合适，他本人不是权威的监管机构，也不属有多年研究积累的专门家。恰好是他，在不经意之间揭穿联想所代表的“资本积累神话”，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联想从背负瓜分国企的嫌疑起步，无视改开内涵的生产力发展目标而走向依附性发展道路（背弃“技工贸”而选择“贸工技”），对中国消费者进行最大化榨取同时补贴美国消费者乃至于军方（有“美帝良心”之美誉），然后，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选择走向紧密结合黑恶势力的高利贷行业并成为主要利润来源；然后，在经营联想的高管团队中间，长期进行高额的薪酬激励，甚至连退休的柳传志也年薪近亿，这一批联想高管近乎把企业作为小圈子的“提款机”使用。就这样，我们跟随胡同大爷一起，看到了联想的状况，对于技术进步和内涵发展毫无兴趣，对于结合犯罪与黑恶势力经营毫无避忌，整个企业负债率超高不说，高管团队还长期进行着巨额薪酬的自我激励，企业经营的绝大部分成果，最终是流向了高管团队的私人腰包。

　　是司马南，而不是监管机构，也不是专家学者，出来披露联想式积累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显然，这个状况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便是股权私有，企业也得对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承担主动责任，例如对政府的纳税义务、上下游供应商、消费者群体、企业股东和员工，而且这些责任都属于“主动责任”——需要企业以自觉精神去尽应付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确立自己的良好商誉。在1980年代大热的公共关系学，就是讲企业要处理好与各路利益相关者的利害关系，保持和经营企业的商誉，为此需要进积极和主动沟通的责任，而公共关系学的发展，就是总结这个方向的前人经验和做法，以利于后来者。

　　很显然，联想之所以能够以高管的个人目标为中心，去实现走极端的偏畸经营路向，仅仅靠高管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定有一个外在的支持——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条件，按照美国左翼学者的命名，任何资本积累目标的顺利实现，都需要一整套制度来加以保证，这套制度构成就称之为“积累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