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面对如此悲剧，何以如此无情？今天就扒扒这些人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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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对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本身进行妖魔化的，要中国学习西方躺平或共存的，已经不大可能是蠢，而更有可能是纯粹的坏了。当然，如果是针对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我认为尽可以批评。

　　可供分析的实例和数据已经足够多，留给观察和思考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做出一个跟事实不南辕北辙的认知，并没有什么难度。

　　如果还有人说这些人是认知问题，我是不太信的。即便是真的有人是单纯地蠢成这样，动不动就被人当枪使，对准自己的国家，做着亲痛仇快的事，对社会的危害性和那些坏人相比，又有多大差别？

　　中文互联网上不断攻击中国疫情政策的人，和那些至今不停地挑拨中俄关系的人，以及为美国制裁中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冷嘲热讽不绝于耳的人，出现了高度的重合。

　　你说他们在某一个问题上，认知出现偏差，立场站在中国对立面，还可以用糊涂解释，但在这么多利害攸关的问题上，都跟中国立场对立，你相信是认识能力的问题吗？就是智商为负数，也做不到这么离谱吧。

　　在这些事件上的观点高度重合的人，我可以确定他们根本不站中国立场，对中国人持有莫大仇恨，一心希望中国变坏，他们是货真价实、纯度很高的国家敌人。而且，明明知道搞疫情躺平或共存，会导致中国人暴露在一轮又一轮的病毒威胁之下，必定有大量的人因此受到死亡威胁和新冠后遗症的困扰，说他们是人民公敌，也毫不为过。

　　对待这些人，摆道理是没用的，讲事实也是无效的，因为人家立场已经设定，目标已经确定，就是不希望中国发展好了，不喜欢中国人日子过好了。中国发展得越好，他们内心的挫败感就越强。

　　他们在对我们进行舆论战，他们是用键盘和鼠标为武器，向中国进攻的人。只有把他们定位成国家的敌人、人民的公敌，他们的主张才有了解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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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有没有增加社会成本，对经济有没有影响？当然有，而且，还不小，但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世界上存在零成本或者更小成本的应对之策吗？他们有哪一个人能够论证躺平或共存的成本更低？

　　反而，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依然是综合成本最低的疫情应对方案。比如：

　　1、坚持动态清零让中国人至少上百万人免于死亡，至少千万人免受新冠后遗症的折磨。

　　中国十四亿人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多，迄今为止，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病例5226例。

　　世界卫生组织实时统计的全球新冠累计死亡病例为6539058例，人口只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063916例。台湾2300多万人，占中国大陆人口比例的六十分之一，台湾地区新冠死亡病例最新数据累计为11686例。简单进行一下换算，中国的疫情政策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这些人眼瞎吗，真的看不见吗？

　　而且，上述的死亡数据可能还被严重低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估结果认为全球新冠相关死亡人数在1260万到2100万之间。美国西雅图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在今年上半年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认为全球新冠相关死亡人数在1710万到1960万之间。2022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新冠相关超额死亡人数评估数据，也认为全球由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了，他们认为2020年和2021年全球因新冠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死亡人数约为1500万，这是世界各国报告的死亡人数的近3倍。

　　即便按照被严重低估的数字，那也是几百万活生生的人啊。这些人间悲剧，绝大多数本来可以避免，只要他们做到和中国一样。9月14日，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份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多数国家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动作过于迟缓，数百万死亡本可避免。

　　本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早早地就放弃积极地抵抗，选择群体免疫、共存或躺平，这不是犯罪吗？为什么中文互联网上那些人，还要中国学习他们？

　　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够最合理地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动态清零，因抗击新冠不利造成死亡的这么多人，在他们心里根本都不算代价。否则，怎么会有抗疫优等生要向差等生学习的主张？

　　由此可知，这些人对中国人，甚至对世界上那些普通的人，是多么冷漠。可笑的是，平时这些人最喜欢把人权挂在嘴边。自古伪善，莫过于此。论心肠恶毒，又有谁能争锋？

　　武汉疫情期间，不就是这些人在宣传“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吗？为什么几百万人的死亡，就不如一粒沙了呢？不但如此，他们还唯恐类似悲惨的命运，不落到中国人身上。

　　把他们当敌人看，已经是最大的宽容和仁慈。他们就没有人性，根本就不配做人。

　　有人为他们辩解，说他们是为了经济和民生，为了降低社会经济代价。我呸。

　　他们能证明采取西方的躺平或共存，就能让经济变得更好，民生问题迎刃而解吗?

　　现在的美国、欧洲或者是日本，有哪一个国家因为躺平或共存而经济发展更好，普通民众生活更轻松了的？有几个国家不是因为疫情政策放开而经济受影响更大的？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是8.1%，今年如果不是因为某地拉跨，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不力，拖累了全国，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不会从一季度的4.8%，到二季度增速断崖式下跌至0.4%，全年的经济增速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即便这样，以疫情爆发之前的经济总量为基准点，有人测算过，中国2019年到2022年上半年实际增长GDP是2.77万亿美元，中国2019年到2022年增长速度是19.37%。美国2019年到2022上半年增长速度11%，德国是8.05%，印度是11.7%。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少是通过货币大量灌水获得的，代价是高热不退的通胀率，比如：印度8月CPI上涨7%，9月CPI达到7.41%，通胀率还在攀高；德国8月份CPI上涨7.9%，9月就到了10.0%，创下70年的新高；意大利8月份CPI上涨7.9%，9月份就上升为8.9%。美国最高9.1%，创下40年的新高，加息用上了洪荒之力，八月份依然高达8.3。9月份的还未宣布，但也乐观不到那里去。还有一些东欧国家CPI增长都超过20%了。中国的CPI上涨，保持在2.5%左右。

　　经济到底谁好谁差？心不歪的人都能看明白。

　　至于动态清零增加的费用，虽然频繁的检测等手段，增加了社会成本，但与那些共存的国家相比减少的感染人数，又可以少支出多少医疗费用？

　　质疑者抓住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进行无限放大，似乎动态清零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既远远大于疫情的危害本身，又远超西方的躺平或共存，甚至还有人明里暗里地把目前经济的一切困难说成是疫情政策导致的，完全无视现在全球都在面对通胀和货币紧缩的影响。

　　这不是昧着良心睁眼编瞎话吗？

　　他们还有人继续坚持新冠是大号流感的说法，强行说新冠的危害性已经小到不需要动态清零，此种做法更是无耻到极点。美国在死亡病例突破一百万之后，疫情死亡人数还在以每天大几百的速度增加。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22日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年初以来，美国已有22.5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另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仅在10月2日至9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就近3000例。

　　事实如此清楚，数据如此清晰，但只要死的不是他们自己，这些陨去的生命都算不上值得重视的代价，是吧？

　　如果实行并坚持类似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这些不幸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有生存机会的，死亡的人数会连一个零头都不到。

　　西方的那些人权卫士国家，竟然不把人的生命权当回事。中文互联网上那些崇拜西方人权高地的账号（谁知道是真人还是机器人），也跟着把普通人视为草芥。他们连普通人的生命权都可以不当回事了，新冠引起的“长新冠”后遗症他们就更无视了。但那些得过新冠后又被长新冠折磨的人遭受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漠视就不存在了：

　　英国人口6700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截至9月3日，超过23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所谓“长新冠”的长期后遗症。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在9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美约有1600万18岁-65岁之间的美国人患有新冠长期后遗症，有200万-400万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无法工作。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全美超81%的成年“长新冠”患者称，与感染新冠病毒之前相比，他们的日常行动受到了限制。

　　英国的医学杂志发表研究称：日本的新冠患者中，八人里面就有一人在感染后的3~5个月内，会出现后遗症。常见的后遗症有疲倦感、气喘、注意力无法集中、健忘等等。而且与以前老年人比较多不同，现在是10~20岁的年轻人变多了。

　　我们可以看看对中国大陆最有参考价值的台湾在这方面的数据。台湾地区的《康健》杂志统计显示，从康复患者身上已经发现超过30种后遗症，部位遍布全身。皮肤、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等等人体各系统都有后遗症出现。有研究表明，失眠、咳嗽、喘、昏昏欲睡和疲劳、记忆力变差和注意力无法集中是排名前5的后遗症。

　　台湾得新冠后遗症的人基本涵盖了全年龄段：

　　0-10岁，后遗症占比5.41%；

　　11-20岁，后遗症占比2.43%；

　　21-30岁，后遗症占比13.68%；

　　31-40岁，后遗症占比22.41%；

　　41-50岁，后遗症占比 21.27%；

　　51-60岁，后遗症占比13.95%；

　　61-70岁，后遗症占比9.67%；

　　71-80岁，后遗症占比6.57%；

　　81-90岁，后遗症占比3.32%；

　　91岁以上，后遗症占比1.29%。

　　香港的数据，也有助于我们冷静思考：

　　今年5月时香港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还曾公开指香港有大约10%的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了新冠后遗症，即“长新冠”症状。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2021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更惊人，76%新冠患者康复后6个月内出现至少一种“长新冠”症状，其中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疲倦（31%）、记忆力差（28%）、脱发（21%）、焦虑（21%）和睡眠困难（21%）。

　　10月9日，香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与儿童权利关注会”在8月底至9月，通过网上问卷调查，针对香港特区贫穷家庭3岁至12岁的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120儿童， 进行调查后，

　　公布了“长新冠对贫穷儿童学习生活影响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些孩子有77.5%出现新冠后遗症，其中50.8%的儿童有“脑雾”症状，其次是极度疲劳（31.7%）、失眠（28.3%）、极度疲倦（26.7%）、食欲不振（25.8%）、咳嗽（23.3%）等，且有50.8%的儿童有一至三种症状。

　　上述的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就是取最低值，也有10%的患者得过后遗症，我就问问那些家里有孩子的人，你怕不怕，愿不愿意你的孩子面对这种风险？

　　而且，要记住，新冠病毒不会产生免疫效果，会重复感染，多次患病，会导致新冠后遗症的的比例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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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战颠倒黑白的力量让我们惊叹。早在今年4月份，英国媒体人汤姆·福迪一直见血地指出“‘与病毒共存’，但实际上就是简单化地假装疫情不存在”。福迪认为，从疫情暴发的第一天起，西方就在利用几乎每一个可能的议题来攻击中国。“中国抗疫成功的事实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冷嘲热讽。每一次抗疫行动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都会被大肆炒作利用，被宣传成为所谓‘中国残暴政治’的例证，却忽略了这些抗疫政策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在福迪看来，西方政客和媒体正在从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领导权争夺的角度来解读新冠疫情，把批评中国的抗疫方式当作一种诋毁中国政治模式的手段，在疫情的每个阶段都攻击中国，“他们想要的就是，中国明明做了正确的事情，却得不到任何赞誉”。

　　这位英国媒体人的看法可谓透彻。

　　中文互联网上那些至今还指责中国动态清零的人，不就是在做着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做的事情吗？

　　这不是舆论战又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人里面，最不可原谅的就是那些国籍为中国的人。

　　那些被外国势力操纵的账号，站在本国利益角度对中国发动舆论战争，固然没有人性，但毕竟不是中国人，所以不对中国人的生命和利益负责。而那些中国人呢，他们除了跟那些被外国操纵的账号一样卑鄙、无耻、反动之外，还有背叛，更没底线。

　　不得不佩服西方的宣传机器以及舆论战，硬生生地就把一场人权和社会危机，化解于无形。还反过来，要把挽救了几百万人生命，几千万人免于遭受新冠后遗症折磨，同时让经济损失更小的中国疫情政策，进行妖魔化。

　　要不是亲眼所见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我们真是不知道颠倒黑白，还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如果中国和西方的抗疫情况颠倒过来，舆论场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他们对中国的否定，能够瞬加就能从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体制，喷到中国的历史和人种。

　　西方政府拿自己国家普通人的命不当回事，中国不能。其他国家这么做，我们无权干涉，但中文互联网上那些苍蝇竟然一直嗡嗡叫到今天都不消停，这就无法忍了。

　　他们非得中国付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死亡为代价，还有可以预见到的社会混乱和危机，也要中国学习西方。他们并非不知道西方的疫情政策已经失败，不得不躺平或共存，但他们就是要先进学习后进，就是因为受不了中国比西方优秀，更无法容忍，中国人通过疫情应对的不同，看清西方社会的低人权本质。而他们否定中国疫情政策的主要理由，没有一条是成立的。

　　新冠疫情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变异，形成一轮又一轮的疫情，产生的大量新增死亡病例，还有更大基数的新冠后遗症，以及对经济造成的影响，都被他们选择性忽略了。

　　通过这种选择性叙事，新冠变成了害处可以忽略不计，完全可以承受。只有动态清零政策才是万恶之源。

　　他们不但在故意忽略一些事实，立场先行，利用信息片段拼凑，强行推导结论，他们还一直在持续性地向别人灌输几个逻辑陷阱：

　　1、中国停止动态清零政策，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就会很快好起来。

　　2、动态清零的综合成本高于躺平或共存。

　　3、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所以错的是中国。

　　这些杂七杂八的声音，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不能容忍中国成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胜利者。

　　你说这些人讲政治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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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真的为普通人的民生计，就不会舆论上妖魔化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连中国人的的生命都不顾及，你还能相信他们是为了中国人的生计考虑？

　　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疫情而利益受损，发几句牢骚话，依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牢骚是没用的，而且为了个人利益就要让整个国家的人面对新冠疫情的威胁，也是自私。

　　面对疫情不可能选择放弃，因为那样意味着前功尽弃，意味着不负责任。

　　抗击疫情已经持续快三年了，而且，现在还看不到终点在哪，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时间持续越久，就越考验社会的抗压能力。提高抗压能力，不能寄希望于现在就结束动态清零政策，而是应该分析如何才能提高社会的抗压能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私有化程度越高的社会，社会原子化特征就越明显，面对疫情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抗压能力就越差。比如，在国企工作和非公企业工作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哪个面对疫情的压力更大？

　　因此，适当提高公有制比重，让更多人享受到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是应对抗击疫情持久战过程中，提高社会整体抗压能力的一个可行办法。那些经营良好的非公企业可以继续。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遭遇困境，但基本面还不错的非公企业，就可以通过国企收购等方式，减少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而导致很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的现象，不让他们自己面对困难，自然有助于社会抗压能力的提高。

　　而且，这样也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为建立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提供更强有力的消费带动力。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