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必须深刻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体系。特别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对于人类发展的引领作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与发展道路，以开放、进取的姿态吸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切积极的内容，并完成对于资本主义所曾经取得过的历史成就的完美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工业社会，是对于工业化时代人类现状和未来走向最为透彻和经典的论述，揭示了工业社会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基本原理认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希望进入现代社会，采用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实现本民族、本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理想和规划，就必须研究、理解、遵从和应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把西方社会的前世今生研究得入木三分，是中国进入现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指路明灯，是中国把控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命门的法宝，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斗争与合作的有力武器。
（甲）
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有文字记载）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从1872年到189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为《共产党宣言》撰写了7个序言，足以说明这种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不断印证这一“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2]。“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3]恩格斯还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故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5]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6]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7] “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8]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9] “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10]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文简称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是我们完善自我和进行自我革命并战胜各类修正主义的利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地讲就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基于不同的经济利益，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经过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人类最终要走向无阶级社会。[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学说这一主线。
基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巨大潜能，“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其次，发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弱点，“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最终，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12]马克思主义已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将历史发展规律讲得非常透彻和清楚了。
如果否认阶级斗争学说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被严重误解和故意曲解。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地发展生产力，那么，不仅仅是在犯一个严重的理论层面上的错误，而且根本就无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一生为什么没有去从事一些比撰写《资本论》更可以带来资本的事业？列宁强调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3]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4]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15]阶级斗争学说非常重要，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列宁说过：“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16]“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7]毛泽东同志一直坚守着这一观点，这也是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阶级斗争学说也是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钥匙。
（乙）
对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里最为缺乏的基本要素，是对中国人而言，最为精华与核心的警示晨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基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也不乏靓丽的萌芽；发展生产力对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而言，也属于当仁不让的担当与追求。
然而，阶级斗争学说在进入中国以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强力抵触，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从毛泽东同志开始，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学说，在中华大地上开出绚烂的花朵。为此我们有必要先通过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对比，探讨一下阶级斗争学说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的特殊重要性。
一、西欧率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欧洲的阶级斗争理论传统中继承而来的。马克思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18]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进行了革命性的提升，并将其运用在工业化时代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分析。
正是这种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的传统理论，推动了西欧在远比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环境中，率先完成了社会性质的提升，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催生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体系。西方资产阶级最早意识并唤醒了自身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联合工人阶级一道团结努力，推翻了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促成了西方比中国更早地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起源是两个可以合二为一的课题。对于现代科技产生的原因，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19]
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过程，充斥着天然的阶级性烙印。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可靠的工具和手段。比如，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行会的作用和地位具有统治力和垄断力，生产工具的动能来自于水力，行会把持了河道的最佳位置，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可以活命，为了可以超越，就得找到没有水能但也可以从事生产的地点与方式，珍妮机、蒸汽机、电力等技术相继应运而生，于是科技就有了用武之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追求的最大利润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科学技术是促进相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最重要因素和途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曾经严重依赖科学技术而得以存在并发展完善，这才是现代科学技术最终可以在西欧完成蜕变、石破惊天的根本原因。
二、阶级斗争理论的缺失，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
许多西方学者和他们在东方的信徒们，为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科技的诞生过程，都在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宗教的、教育的、逻辑的、伦理的、法律的、地理的，乃至基本思维方式和人种的因素。不要过于执着地舍本求末、缘木求鱼，仅仅从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上寻找现代科技诞生的原因与理由，还是要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寻找最为合理的答案。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民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0]
中国在农业社会初创时期，就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境界。农业社会的巨大成功，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也同时造就了牢固的稳定性。至少从宋朝开始，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次次破土勃发，又一次次被彻底碾压，无法长成大树。中国的钱庄与西方的高利贷者在各自社会中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方的高利贷者从低微的社会蛀虫，趁着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兴起，一跃跳进了现代银行业的龙门，成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者。中国的钱庄虽然曾经非常风光，但最终也只能依附于官僚体系，并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扮演了殉葬者的角色。
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上，也曾经多次出现过从类科学或前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契机，中国人曾经在天文、建筑、水利、医药、机械等方面取得过至今都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没有相对发达的数学和相对复杂的实验作为支撑，是不可能的，但是，令人扼腕地是，中国没有率先叩响现代科学的大门，使自身的数学水平和实验应用程度，一直处在远低于现代科学门槛的水平之下。中国文化确有早熟的问题，很早就建立起成功的农业社会，解决乃至掩盖了诸多社会弊端，其中就包括许多工业化时代才会出现的负面问题，这也使得中国人舍不得放弃并打烂已有模式。
2000多年前，孟子曾经咒骂扬子与墨子，“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事实上，杨子的“利己说”和墨子的“兼爱说”，恰恰有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味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程制造的技术领域和诸多科学领域内，墨子曾取得过相当领先的成就。孟子何以如此不能见容于扬墨？中国文化自始就一直强调向内用力，强调主观世界的修养和完善，推己及人的仁心，对于客观世界采取了敬畏与尊重的态度，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这有好的一面，也很重要，但失之偏颇，忘记了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向外用力的方向。
这种民族发展道路的抉择固然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我们也不能苛求先人们在2000多年前，农业社会刚刚成型就马上进入工业社会。孟子的许多想法并没有完全错，错在这种偏颇逐渐被推向极致，最终抑制了新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农业社会的成功，使得中国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局限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导致了中国固守曾经领先于全人类的农业文明，抑制甚至扼杀了新的生产方式。错过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契机，也错过了率先扣响现代科技大门的机缘，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这种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后期社会进步的重大阻碍之一，迟迟不能建立更高一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中国历史久远，出现了无数种学说和见解，也不乏实践和治理的经验与成就，佛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尚可以很快找到老庄道家作为落地的本土“道友”，并最终与儒学融合极深。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却很难找到中国本土的对应流派，原本属于完全的外来理论，需要艰苦的本土化努力。中国人一直缺乏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自觉性，这使得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要想破土而出就是一枕黄粱，新的生产方式的从业者无法形成阶级力量对抗并推翻封建阶级。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强大，不如说是袁世凯强大封建军阀力量利用了辛亥革命。
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完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摆脱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发展现代科技，让中国脱离轮回，让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能够执中华之牛耳。
三、中国社会需要阶级斗争学说
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因为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陷入社会发展的停滞，现在要想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打破西方霸权，就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阶级斗争学说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意识，即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阶级意识就是有经济利益一致性的阶级[21]，要建立统一的立场、观点和行动方案，本阶级首先要自身团结起来，并团结其它有着共同利益的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斗争意识是指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勇于奋斗，敢于行动，对于妨碍阶级利益的其它阶级或势力，进行顽强地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通国学的民族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曾经对于传统国学，其中当然包括孔子，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清楚地、明显的，就是他们都极具斗争精神，希望用斗争精神唤醒民众，奋起抗争。鲁迅最讲斗争，从早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临终前的“一个都不宽恕！”正是这种硬骨头精神，引发了毛泽东同志的共鸣，才有了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推崇。
毛泽东同志一生全面、辩证地看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著作中，孔子、孟子等人的说法俯拾皆是，但是，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将其对于孔子的深刻批判态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孔子最为着力的是为中国人打造内心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处，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仗剑行礼的孔子的思想体系，虽然其中也有“当仁不让”近似斗争的基因，但总体而言，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固有缺陷，其思想体系是以人的自我内心建设为核心的，并压制了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加之后人们在传承孔子理念的同时，不断放大了孔子学说的先天不足，并将孔子的这种缺陷神圣化、教条化。
毛泽东同志批判孔子，与鲁迅先生批判传统文化的缘由，也都是出自于弘扬斗争精神。毛泽东同志将这种斗争精神，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更为具体明确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等一代伟人的共同努力，为我们实现了对于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一次浴火凤凰般地彻底改造的一次飞跃，也为我们今天鉴别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人的自我内省和心灵建设是向内用力，斗争精神需要的是向外用力，内外用力有序地自觉地兼而用之，才能真正达到平衡。而向外用力的根本动力与正确指引，只能来自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注重人的内心世界建设与进步的同时，万不可轻视对于外在因素的人文与自然的探究与斗争。
在生产力大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条件下，在国际化的背景条件下，中国人绝不能鄙视直面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向和逻辑方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在中国完全落地生根，需要更为艰苦的探索和艰辛的历程。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阶级关系已经大大简化，中国文化必须跟随这种新的潮流进一步发展，必须自觉地认识、拥抱阶级斗争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是毛泽东同志一生坚守并实践的最重要的一项马克思主义原则，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阶级斗争是1，其它的都是1后面的0，阶级斗争学说讲透了人类历史是非兴衰及其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核心理论，下决心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建立和维护问题。
在建立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殊意义，补齐中国传统文化局限性的短板。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就可能导致倒退。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2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进入现代社会并立志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对于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言尤为重要，是中国最为需要的理论与实践，是进入现代社会的钥匙。
（丙）
反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分辨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的时候，就为无产阶级确立了奋斗的目标：“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23] “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24]马克思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5]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生活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亲身实践并在这个时代掌握政权的列宁批判了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就不再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26]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27]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28] “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29]
列宁进一步指出：“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30]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有没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31] “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32] “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33]
“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34]列宁得出的结论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35] “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36]
二、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健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工人阶级队伍的侵蚀，并同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37]。恩格斯特别注意到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同他自己的通常是错误的论述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38]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工人阶级内部可能产生的分化，以及出现一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危险，“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39]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同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40]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41]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批判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阉割。”[42]，并明确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43]，尖锐地揭露了“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44]的现象。列宁指出：“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45] “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46] “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47]
列宁批判了那种因为见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繁荣，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机会主义思潮。“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48]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49] “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积极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50]
列宁明确批判了“经济派”的观点，“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手段’”[51]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52] 列宁总结说：“‘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53]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决绝改良这种社会变革手段，但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列宁深刻地指出：“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54] “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55] “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56]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57]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58]
列宁指出了上述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来源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Mitlaufer）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59]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60]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61] “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62] “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63] “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64]
列宁指出各类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在向资产阶级投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65]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66]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67]
列宁还揭露了各类修正主义的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所采用的卑鄙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68] “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69] “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70]列宁强调了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性，“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1]
（丁）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并且在人民民主专政已经相当稳固的条件下，必须认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全球性的，具有国际化特征。恩格斯说过：“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72]
一、从全球化角度认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总纲，同样也是理解人类历史的总纲。自从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洲之后，东西方的交流就不可逆转了；自从哥伦布麦哲林大航海之后，全球化的模式就已经开启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73]，“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74]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蔓延到了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由于出现了全球市场，只要在全球范围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社会主义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一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每一国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二是“大工业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为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75]。列宁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这与恩格斯的观点不仅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全球实现，是一个质变过程，而列宁讲的一国获胜是一个渐变过程，还不是人类社会形态的质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76]，各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可以有先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从局部到全局的演进过程。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手来自于境外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所代表的敌对势力，及其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在俄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并具体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直接地武装入侵与干涉，并间接地支持国内的资产阶级残存势力，进行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列宁在一个世纪以前说的话，今天并没有过时，“全国都在投入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77]
必须看到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与制度，而且这股非常强大的势力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敌意。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依然存在，并且会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民，进行猖狂地进攻。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相当稳固，美国和西方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像“十月革命”之后绞杀苏维埃俄国那样，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但是，他们还在期待着“和平演变”，还在策划着“颜色革命”，还在痴迷于“围堵封杀”。这种强大的势力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将使我们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象地体会到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性。
阶级是否存在，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要从全人类看，不能只看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看到国内资产阶级是否已经基本被消灭，还需要看到国际阶级斗争对于国内的影响。故此，社会主义国家“把‘对内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78]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自身发展和应对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围堵打压的双重课题，就更需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这不仅仅是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斗争的需要。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阶级斗争
意识形态领域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主战场，美国西方对中国的仇视与不满，最根本的缘由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此我们必须正视，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正确的做法是拿起武器，勇敢斗争。
1、美国西方是修正主义的源头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很早就在西方出现了，主要是追求社会平等、博爱、消除剥削关系和社会人性化。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后，“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对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一种批评与取代。”[79]资产阶级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局限于对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表象进行矫正的层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浪费、不公、剥削和不平等。社会主义昭示着人道、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80]自从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似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是宪法、法制、司法独立和民主，另一方是权威主义。”[81] 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修正主义的源头在西方，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曾经明确提出“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82]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更多地倾向于伯恩施坦，称其为“社会民主最优秀最卓越的倡导者”[83]。“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核心理念，包括国家是阶级机构的理论。”[84] “伯恩施坦坚信，有必要通过渐进的、逐步的和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85]伯恩施坦当年主张的各类观点，现在也传承给了西方的一些倾向于社会公平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其核心议题也没有太大的变化[86]。
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真正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一种学术理论的状态，特别是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还被视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威胁因素。正是像列宁指出的那样，“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87]美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然而美国/西方民族的实用主义生活理念，使他们尚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反而，他们非常庸俗地把一切美国社会现存的，在他们看来是不良现象的问题，比如教育、公司、气候、种族暴乱、执法等等，都归结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并且干脆就把自己的政敌称为马克思主义者[88]。这说明西方的历史底蕴匮乏，缺乏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
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走入了旁门左道，其原因就在于，在西方的学术、文化传统语境下，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西方学者不断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土壤。西方没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伟大的思想和作品一经问世就属于全人类，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同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自己独立的、全新的解释，并将这种新的解释付诸实践。
2、中美矛盾的实质是阶级斗争
美国现在的反华风潮的具体成因当中，固然有经济利益之争和霸权主义动因，但更为主要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仇恨。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强烈反差的两个实体，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完全不同，领导力量和国家机器各自代表着截然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中美政府代表两大不同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利益，中国国家机器代表着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美国国家机器代表着少数富人的力量。
美国对于中国充满敌意的封杀行为，不能简单类比美国对于前苏联和日本的打压。美苏争霸固然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自从斯大林同志去世后，前苏联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前苏联和美国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争夺全球霸权之上。美日矛盾更为贴切的表达方式是“美日摩擦”，美国可以轻易化解，因为那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内部调整与分工。然而，中国的成功，将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成功，也将宣告美式意识形态“唯一性”和“普世性”的崩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双重恐惧，才使得中美之争在形式与内容上，将远超当年的美苏之争，更不要提美日摩擦了。
在苏维埃俄国正在开始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极为深刻且极具预见性地谈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对立本质，他说：“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89]从意识形态范畴理解，这句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就目前阶段而言，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同志很早就预见到了阶级斗争的国际因素，将导致国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他在1957年就指出，“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90]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使美国感到除了物质层面呈现出难以应付的危机前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而且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中国将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拒绝对于美式意识形态表示任何的屈服。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于中国而言，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内在于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走什么路的问题；对外则是排除外来干扰，独立自主地进行民族发展模式的选择、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发展的构成与趋向等等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故此，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中美矛盾无法摆脱阶级斗争性质实质。民族矛盾、国家竞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中国必须坚守并发展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基础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中美关系、中西关系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
三、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性
在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在国际层面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远比国内的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因此，更要注重坚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原则。
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中，阶级矛盾中夹杂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就中美之争而言，尤其如此。自从一个世纪之前，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一直采用掠夺、剥削海外民族，用其中获利的一小部分补贴国内居民的手段，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缓和其自身的国内阶级矛盾。这种手段导致了比较明显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是由于反抗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91]事实上，美国工人阶级受惠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政策的国际化成果。
每当美国遇到国内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当权者总是想办法将自己的问题转移到国外去，正如列宁引用过得一段话，“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92]对于美国当权者打压中国的种种恶行和做法，当下的美国民众从上到下，包括美国的工人阶级，大多数都是拥护、盲从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它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93]故此，进行国际阶级斗争不是要输出革命，更不是建议组织、支持国外的反政府活动。目前状况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国际工人运动时的环境，已大不相同不同，和列宁建立第三国际时的环境，也存在巨大区别。
中美之间的斗争并不排除出现暂时的策略性和平共处，进行国际阶级斗争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可以是刀光剑影，也可以是请客吃饭，可以夜宿深山老林，也可以安享金丝绒被。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对立，并非要理解为在具体经济领域中也要随时对抗，而不能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在中美之争的特殊语境中，中美两国还是应当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区域性和事务性特征。《六评》说得好，美国的政客们时而也主张和平共处，但是，他们的和平共处理念是建立在和平演变的基础之上的[94]，因此，和平共处不是总路线，是要靠斗争争取的[95]。在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对内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外要敢于讲清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美国西方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击，要理直气壮地回击。
四、反腐斗争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过去的近10年当中，中国成功地制止了腐败行为的疯狂蔓延，但腐败的源头究竟什么，这依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资本主义思潮将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理念，这一点是客观现实，不容抹杀、漠视、回避和否定。反腐是考验中国到底走哪条道路的试金石，本身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阶级斗争，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腐败的缘由，《九评》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在“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节中，作者列举了大量腐败现象及其性质和根源[96]， 虽然这些现象相比于后来中国“中三十年”[97]发生的大案要案而言，真的是小巫见到了大巫老祖，但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腐败产生的源头在于理想信念的丧失，不再坚守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增值方式，严重侵蚀中国的社会主义肌体。这种思潮的根本动因，是“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98]
腐败现象并非仅仅源于封建特权思想，资本主义剥削思想是更为严重的源头。腐败就是某个阶级或个人占有了本不该占有的东西，将社会公共职能让渡给私人牟利，也就是公共资源私有化，公共政策服务于私人企业，公共权力用于个人牟利。中国近年来所惩治的腐败行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大部分存在于合法形式之中。资本操纵政治才是腐败最主要源动力，西式民主制允许并纵容以金钱操纵政治，幕后与前台的勾连是最大的腐败。如果想要让承担社会服务的人员做到“不想腐”，一定要杜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与初心。
“中三十年”内发生的贪污腐败，早已超出了普通违纪层面，从千里长堤的小小蚁穴，发展成为遮天蔽日的混世狂魔。许多手握公权力的人，疯狂地攫取公共资源，走上了贪污腐败的不归路，这与美国体制对于中国的影响加深程度，恰成明显正比。这些人崇拜美国的资本主义思想理念，成为了“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啪啪作响，梦想着中国也会转型为西式民主制，变成资本为王的社会，公共资源完全成为资本保镖，非法私人占有的公共财富，可以成为控制国家机器的基础。私人占有公共生产资料的行政权力，泛滥成为了一种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并企图最终达到资本控制政治的目的。必须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腐败，才能维护好初心使命。
意识形态对人类具有根本性，物质生产只是生存条件，意识形态才是人类的魂。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让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相信“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99]。
注释：
[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00页。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76页。
[3]《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39页。
[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60页。
[5]《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26页。
[6]《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4页。
[7]《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4页。
[8]《]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828页。
[9]《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81页。
[10]《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58页。
[11]参见《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25-426页
[12]《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37页。
[13]《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08页。
[14]《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07页。
[15]《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38页。
[1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88页。
[17]《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0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25-426页
[1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61页。
[20]《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98页。
[21]参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1页。
[22]《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15页。
[23]《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64页。
[24]《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57页。
[25]《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32页。
[26]《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1页。
[27]《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7页。
[2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43页。
[29]《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39页。
[30]《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21页。
[3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12页。
[32]《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80页。
[33]《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25页。
[34]《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40页。
[35]《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28页。
[36]《被旧事物的破坏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72页。
[3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29页。
[38]《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16页。
[39]《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页。
[40]《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7页。
[41]《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页。
[42]《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23页。
[43]《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89页。
[44]《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82页。
[45]《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页。
[46]《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77页。
[47]《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24页。
[48]《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页。
[49]《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页。
[50]《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5页。
[51]《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77页。
[52]《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13页。
[53]《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23页。
[54]《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30页。
[55]《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27页。
[5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54页。
[57]《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17页。
[58]《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95页。
[59]《取消取消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62页。
[60]《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30页。
[61]《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0页。
[62]《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95页。
[63]《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71页。
[64]《机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21页。
[65]《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4页。
[6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01页。
[67]《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03页。
[68]《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27页。
[69]《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96页。
[70]《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76页。
[71]《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11页。
[72]《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24页。
[73]《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92页。
[7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00页。
[75]《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06页。
[76]《无产阶级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22页。
[77]《致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4页。
[78]《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48页。
[79]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 第9页。
[80]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 第9页。
[81]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第32页。
[82]《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页。
[83]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第11页。
[84]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第199页。
[85]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第199页。
[86]参考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第206页。
[87]《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页。
[88]American Marxism, 作者：Mark R. Levin，Simon & Schuster, Inc.2021年7月出版，第243页。
[89]《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30页。
[9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3（1953.01-1956,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17页。
[9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霍博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31页。
[92]《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47页。
[9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70页。
[94]参见《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一版，第29页。
[95]参见《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一版，第17页。
[96]参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第13 -19页。
[97]本文以建国100年为基本时间立意坐标，故将大致上世纪50-70年代称为“前三十年”，大致上世纪80年代-2010年称为“中三十年”，大致本世纪10年代以后称为“后三十年”，仅为行文方便，并无其它特别含义。
[98]《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95页。
[99]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7页。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