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与左翼青年的谈话

　　一

　　这两年，中国和世界遭受的最大危机无疑是新冠疫情，直到今天，这种危机仍然没有消除。但同时，疫情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有人说2020年是中国公知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全面破产的“元年”，从应对新冠这样严重的公共危机角度，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民主国家在应对新冠这样的公共危机时，无论是政府调动为医疗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西方视野中的所谓“威权国家”，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中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威权国家，而是在公共行政领域保留着不少社会主义因素，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能够控制新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公知们为何在2020年的舆论场上集体翻车？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或者拒绝承认这一点，疫情一开始，以方方为急先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企图将美国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完美政治模板，一举嫁接到中国来，结果遭到了公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打脸。正如我在《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一文中所说，方方的错误是“她将美国当成正义的标准，把中国当成预设的指控对象，流露出十足的西奴和双标嘴脸。最后打她脸的也不是民众或左派，而是现实本身”。

　　方方及其《武汉日记》在舆论场和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中的倒掉，不仅导致了在中国社会横行近四十年的公知精英群体的破产，而且促成了成千上万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的觉醒。在这之前，由于长期被公知妖魔化和污名化，“左派”早已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面词汇，但由于方方给所有批判揭露他的人扣上“极Z”或“文G余孽”的帽子，以至许多青年反而争相以“极Z”自居，并且开始重新认识文G。包括你们在内的新一代思想群体——左翼青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起来的。

　　你们都对方方本人迄今未受到任何惩处感到困惑，其实，不只是你们，很多人都很困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方方跟柳传志问题的性质一样，都属于权贵资本家和自由派公知，这是改开四十年中国社会土壤上繁殖和培植起来的最大的两支精英群体，这也是方方一众公知只反官权，不反资本的奥秘。长期以来，他们呼风唤雨，沆瀣一气，把持了大部分政经文化资源，甚至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命名权，比如方方和柳传志及其支持者，都曾言之凿凿地斥责揭露批判他们的人否定改开，俨然成了改开的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功绑架了改革这条大船，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伤及整个利益集团乃至自身的合法性。这正是他们至今未受到处置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说，柳传志的事情很可能会像方方一样或高举轻放，或不了了之，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