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谁说鲁迅不“歌颂”?

2024-04-10
作者: 朱亚夫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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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期以来,作家莫言主张“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莫言是诺奖获得者,披着这身华衣,格外具有迷惑性,有人就煞有介事地说,鲁迅就专事批判和揭露的,他的杂文就是如此。

  无庸置疑,由于鲁迅生活在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他把手中的武器首先投向了“有害的事物”,写出了大量的揭露、讽刺、挥击黑暗统治的战斗杂文。但是,鲁迅也多次说过,他写作杂文是为了“催促新的产生”、“战取光明”,并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作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固然有国民的劣根性,但是也不乏熠熠光彩、战斗的革命精神,事实也是如此,鲁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杂文。

  我们从鲁迅留下的16本杂文集中,初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100多篇是歌领性的杂文,这与鲁迅杂文总数700多篇比较,是个不小的数目。如写于晚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共有50多篇杂文,其中就有10多篇是歌颂性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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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三类:

  一是歌颂苏联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生命的路》《圣武》《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革命时代的文学》等。

  二是怀念同志和友人,赞颂其优良品质和战斗风骨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黄花节的杂感》《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

  三为进步作品作序,题记,评介作家作品,称费其反抗压迫,争取新生的斗争精神的。这一类在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中最多,如《柔石作〈二月)小引》《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余懋庸〈打杂集〉序》《〈守常全集〉题记》《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等等,从形式而言,有政论式、随笔式、序跋式、问答式、墓志式、回忆式、报告式,甚至广告式等等。

  如何写好歌颂性杂文?鲁迅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创作实践和写作经验主要是:

  首先感情真挚,通篇洋溢着作者浓烈的情感。要歌颂,若没有激情,那就会成为干巴巴的说教,“赤心照日月,诗情胜血浓,”读鲁迅歌颂性杂文,我们可感受到作者强烈的好恶,鲜明的爱憎,这使他的杂文具有感人至深、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为悼念左联五烈士的。鲁迅写道:“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出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三个层递句,层层袭来,如激浪奔岸,把作者的悲愤,尽情倾泻;把作者的忧伤和盘托出,读来令人心酸,促人愤慨。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鲁迅热情地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字里行间充盈着鲁迅对年青作者的爱抚、赞美和支持,其拳拳之情,读之能感,呼之能出。

  其次,精辟的分析闪烁着哲理的光芒。鲁迅歌颂性杂文,不是庸俗的捧场,更不是吹牛皮,而是对所称领的人和事,从感性上开到理性,用杂文的笔调,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独到见解,使之迸射出哲理的光兰,发散出洞幽烛隐,振聋发聩的思想威力。试读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避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几个诗样的排比句,将白莽和《孩儿塔》耸立在我们面前,让人敬仰。

  再次,用漫画的手法勾勒人物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怎样写活歌颂性杂文?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漫画的手法勾勒形象是一种有效手法,它可以使杂文避免平铺直叙,增加审美情趣。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这样勾勒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的形象:“倘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患,'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短短的一段话中不但把陈,胡、刘三人性格特征,维妙维育地勾勒了出来,面且作者自已“侧看头想一想“的自画像,使一个沉着睿智的成士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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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歌颂与暴露,本身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纯粹的暴露,也没有纯粹的歌颂。将它截然分开,说什么“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鲁迅杂文许多就是激浊与扬清并存,扶正与祛邪兼蓄的,很难绝对地划分哪篇是歌颂性、哪篇是暴露性的杂文,我们只能从基本上或主导方面来区分暴露还是歌颂性杂文。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原载1986年12月30日《杂文报》,2024年春修改,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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