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谁说鲁迅不“歌颂”？

　　一个时期以来，作家莫言主张“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莫言是诺奖获得者，披着这身华衣，格外具有迷惑性，有人就煞有介事地说，鲁迅就专事批判和揭露的，他的杂文就是如此。

　　无庸置疑，由于鲁迅生活在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他把手中的武器首先投向了“有害的事物”，写出了大量的揭露、讽刺、挥击黑暗统治的战斗杂文。但是，鲁迅也多次说过，他写作杂文是为了“催促新的产生”、“战取光明”，并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作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固然有国民的劣根性，但是也不乏熠熠光彩、战斗的革命精神，事实也是如此，鲁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杂文。

　　我们从鲁迅留下的16本杂文集中，初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100多篇是歌领性的杂文，这与鲁迅杂文总数700多篇比较，是个不小的数目。如写于晚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共有50多篇杂文，其中就有10多篇是歌颂性的杂文。

　　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三类：

　　一是歌颂苏联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生命的路》《圣武》《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革命时代的文学》等。

　　二是怀念同志和友人，赞颂其优良品质和战斗风骨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黄花节的杂感》《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

　　三为进步作品作序，题记，评介作家作品，称费其反抗压迫，争取新生的斗争精神的。这一类在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中最多，如《柔石作〈二月)小引》《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余懋庸〈打杂集〉序》《〈守常全集〉题记》《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等等，从形式而言，有政论式、随笔式、序跋式、问答式、墓志式、回忆式、报告式，甚至广告式等等。

　　如何写好歌颂性杂文？鲁迅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创作实践和写作经验主要是：

　　首先感情真挚，通篇洋溢着作者浓烈的情感。要歌颂，若没有激情，那就会成为干巴巴的说教，“赤心照日月，诗情胜血浓，”读鲁迅歌颂性杂文，我们可感受到作者强烈的好恶，鲜明的爱憎，这使他的杂文具有感人至深、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为悼念左联五烈士的。鲁迅写道：“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出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三个层递句，层层袭来，如激浪奔岸，把作者的悲愤，尽情倾泻；把作者的忧伤和盘托出，读来令人心酸，促人愤慨。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鲁迅热情地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字里行间充盈着鲁迅对年青作者的爱抚、赞美和支持，其拳拳之情，读之能感，呼之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