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历史总有一些近似

　　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下来，毛主席就逐条进行讲解。第一条，斯大林的原话是：党的中央集权化:要求党的组织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党的中央应当充分掌握地方组织的权力,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毛主席说，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九一决定是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二条是，实践检验主义：必须坚持实践检验主义的原则（在这里，实践检验主义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意思，主义代表思想或者理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紧密联系工作实践,积极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毛主席说，这一条是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主席说，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党内的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

　　1937年，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自由主义》。其中列举了自由主义行为的十一条。这次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的会议上，再提反对自由主义。其中主要是指有些地方的党的组织，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提出严格的统一领导和纪律约束表达过一些不满，甚至是不同意见。在发表一些言论时，不负责任，与中央不能保持同调。这对加强党的团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利的。

　　在毛主席说到遵义会议前与遵义会议后的区别，提到了两个问题。遵义会议前，党内存在着过火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内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倾向。我感觉，这里似乎有一种历史的相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很类似于遵义会议之前的过火斗争。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泛滥，这就类似于遵义会议之后出现的党内自由主义。过火的斗争是极“左”的表现，自由主义是偏右的表现。同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极“左”的表现，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是偏右的表现。

　　准确地说，我们纠正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反对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问题是出在国内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敌对势力基本没有参与进来。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这个错误的倾向，总的难度就并不很大。

　　相比于遵义会议之前的过火斗争，纠正起来就有较大的困难，因为这种过火斗争的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某些人错误地支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党内对这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不可能不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错误的干扰。而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后来还是要靠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对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国际没有过多地干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难度就不是一般地大。因为在这个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的敌对势力是直接干预进来的。在我们的对外开放中，国际敌对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要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国内和党内中来。他们甚至出钱出人，直接策划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大力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而在我们的党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党内存在的某种极“左”错误，背后是有着共产国际所犯某些错误的背景。所以在党内，与极“左”错误进行斗争也是要克服很大困难的。1943年，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共产国际原来的一些错误对中国共产党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解决自己党内的问题所需要克服的阻力也就不再那么大了。然而，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要克服和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所谓新自由主义，所遇到的困难还是不小的。我们还是需要集中很大的精力，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的。

　　我们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腐败现象，也与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这样的理论非常符合那些腐败分子的口味。他们虽然在表面上还要装腔作势，嘴上讲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但在他们内心深处，这种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都是符合他们内心的自私心态的。

　　中央也一再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从另一个方面和角度来加强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中央的高度、从政治上的高度来打击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党内的侵蚀。

　　我们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也包括着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猖狂进攻。不过，只是做到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确实需要从正面，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今天的影响和危害进行坚决地和必要的清算。若干年前公知们的嚣张，是在今天中国发展的大好局面下被遏制住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和流毒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会留下很大的危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进攻和打击是绝对必要的。

　　在党的建设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对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坚决地打击和限制。当然，有的时候，在具体情况下，所使用的张力也不宜过大，但绝对不能有任何绝对的松弛。张弛有度就是说，张力的度与松弛的度都是相对的，在任何方面的过度与过火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