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仇美仇日，就是爱国？

　　中国人普遍关心国际上的事，一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命运受外部牵连多，如今的对外博弈任务重；另外也是因为谈论国内话题敏感点多，很多时候放不开，而对外话题则相对更开放。像美帝、日本军国主义，怎么骂都没关系。但我们要防止网上舆论对外部挑战和敌意的无限夸大，用仇美仇日在网上做极端民族主义消费，将中国的大多数问题归咎于外因，这不利于保持舆论场的基本客观。那些舆论挑动起来的过激情绪会牵制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运用，也可能在一些事情上绑架官员们的表态。

　　所有社会都有朴素的爱国主义，它们会因为一些国家间的冲突和摩擦变得激烈，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也会形成冲突甚至对抗。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致力于对外开放，而且对外开放对我们的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在弘扬爱国主义的同时，保持透视国际冲突的理性和清醒，协助、配合国家将国际冲突尽量保持在国家对国家的层面，减少那些冲突向不同国家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层面的扩散。那将有利于管控冲突，让转圜或者缓和更有可能发生。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的与会者。此次交流周以“传承鼓岭情缘深化友好情谊”为主题，来自美国十多个行业的200余名青年与300多名中国青年出席。“鼓岭缘”美中青年交流周的举办有助于促进美中青年间的理解和友好关系。

　　换句话说，国家和国家可以冲突、博弈，但是我们要努力争取与对方社会和人民的友好。在国家冲突中，我们支持自己的政府，但是要保持支持方式的恰当和有效，尽量不让这种支持延伸为对对方的仇恨，要避免双方社会和人民的相互敌视。

　　现在国际社会总体上仍是“丛林法则”，谈到国际规则和道义，所有国家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欧盟外长博雷利不久前公然说：“外交就是管理双重标准的艺术。”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它一定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哪个国家有挑战它的潜在可能，它都要打压。莫说你有挑战它的意愿，就是你形成可以挑战它的实力，它都不干。这很不公平，但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欧盟外长博雷利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经常因双重标准而受到批评。但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我们并非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标准。”最近一次类似表态是2024年5月3日针对巴以冲突和乌克兰问题，以及对华经济问题等态度被质疑双标时回答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避开美国打压我们崛起的锋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美国打战略太极，不断扩大其妄图一手遮天的缝隙，开拓出中国全面发展和现代化的巨大空间。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对付美国，拆解盟友对它的“忠诚”，而不是一味“恨”美国，并且“恨”它的盟友。在国家关系中，“恨”不解决问题，它只能增加对外博弈的冲动，导致动作走形。

　　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保持了应有的战略冷静，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视多个国家为对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等，其中它对中国的防范心最重，我们被它排在了第一号，但是迄今为止，中美关系又是美国同这些国家关系中相对最缓和的，回旋余地最多。

▲拜登刚上任美国总统时，在一次公开采访中称，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

　　所以，中国民间要看懂这个总态势，了解国家冲突与民间交往复杂而微妙的差异。地缘政治形势一旦形成，国家关系紧张就会有某种惯性，但那些问题应更多在国家外交层面应对。民间要在支持国家并给外交充分授权的同时，保持好民间态度的稳健，不轻易被外交冲突点燃，不将爱国主义上升为对外的仇恨。那样的话，中国外交的操作空间会更大，缓和对外冲突会更加游刃有余。

　　其实大多数人都明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对外开放，需要与发达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一些网上舆论声称中国完全具备了通过内循环自我发展的能力，那或者是赌气，或者是自我安慰。中国要尽量稳定同整个西方的关系，而且我们具备这样做的许多条件和主动性。客观说，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希望我们失去一个个发达国家朋友和伙伴，与另一些国家结成“同盟”，与西方对着干。这既不是我们的国家外交路线，也不是公众的意愿。

▲2021年，在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洛杉矶的圣盖博大剧院前，人们举行了烛光晚会，悼念此前因种族仇恨枪击案死去的8名受害者。同时也反对针对亚裔及华裔的种族仇恨犯罪。

　　但是现在网上有一些极端声音，相互配合形成了某种舆论声势，蛊惑了部分基层群众。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鹰派”，而是拥有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将对外态度朝着内部事务穿透。如果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的话，这种声音在网上的不断发酵对现阶段的中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肯定弊大于利。那样发声的人未必都有主观上的恶意，他们有些人就是那样认识的，但那些声音负面影响的与日俱增却是真实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主流社会一定要保持清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