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从基因盲盒、基因编辑到阶级斗争的基因军备竞赛
如果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变性人能被贴上“普世价值包容性”的标签，贺建奎等基因编辑“科学怪人”的暗网拥趸呢？传统的基因盲盒之外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否导致全人类的阶级斗争延伸到任何机构都防不胜防的黑科技领域？
一、“完美基因”离普通人还有多远？
丹麦生物学家约翰逊在1909年根据希腊文“给予生命”之义首创“基因（Gene）”一词，此后的科学家们为解开生命的密码而薪火相传至今。CRISPR技术的先驱张锋认为，科学家、媒体、政策制定者、生物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将CRISPR变成真正的治疗工具，但这离我们还比较遥远，“定制婴儿”则更加遥远。我们对生物机理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没法想象那些东西会是什，目前我们连导致镰状细胞病的基因变异都治不好，哪怕一个变异都搞不定。美国范德堡大学科学史学家迈克尔·贝斯的《被重新设计的人类子孙：生物工程社会里的生活》一书称：“生物工程将是涤荡人类的下一波技术浪潮，它的影响之深刻，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将因此获得一种强大的能力，但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很好地控制它。”人类能通过生物强化技术使自身能力达到空前水平时，生于贫穷之家的后代就很难出人头地。这将使贫富差距始终存在，如果我们无法在全社会普及这样的技术，全球性的生物学分支阶层就会越来越固化。“我们必须谨慎，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技术天生就与美好的世界不相容。选择权在于我们，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家庭、社群、国家与人类的一份子。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如何为这种迅速的变化做好准备，我们将面临一系列艰难的选择。”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与治理》认为，在条件高度受限的情况下，美国应允许科学家从事编辑人类活胚胎的研究，特别是在有很大可能能防止婴儿罹患严重遗传疾病而且不存在“合理替代方案”时，编辑人类精子、卵子与胚胎的临床试验应得到允许。四十亿年前的原始生命主要是靠随机突变与自然选择的一个方式去生存的，而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加速进化过程使之成为一种能非自然选择、定向变异的过程。希望变得更聪明、更强壮、更美丽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渴望，基因编辑技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复那些有遗传缺陷的基因。人类一旦踏上了基因治疗之路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基因改良的问题，比如用基因组数据加上其他数据一起建立我们对生命、医疗与健康的全新认识，从组织工程、细胞层面的治疗与基因治疗三个层面攻克疾病延缓衰老。我们将有可能在基因出问题即疾病爆发之前及时治疗，但这中间有很大的伦理上的问题，所以这条路还很长。基因修复的未来不是梦，这本来是传说中的“上帝”的禁区，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终将插手。
二、基因编辑会否催生一个“美丽新世界”？
2017年美国科学界第一次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松口，但也对基因编辑实验严格限制，比如必须在基因大概率引发严重疾病且没有其他方法避免时才允许将致病基因敲除，基因编辑不能用于改变后代身高、外貌智商。贺建奎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认为：“也许在未来，我们会操作多个基因与更复杂的基因”。除了实验本身对被试的健康带来的巨大风险，在伦理层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编辑生殖细胞意味人不能取代造物主（如果真的有）或人不能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智神”。“我们不是神”意味着“我们没有全知的视角，不能轻易地在生理层面对人作出价值上的评判”。在家庭中，原本孩子是如纪伯伦的诗中所说的“是生命对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父母）来到这世界。”一旦父母肆意地以基因编辑干预生殖过程中自然的作用，孩子就不再是生命的渴望本身了，而仅仅是父母定制出来的产物。在这种亲子关系中，孩子可能沦为父母的私有物，而父母完全可能不将孩子看成“人”，而是他们私人定制的商品。在中国，“你是我生出来的”是许多父母操纵、干涉后代生活的重要借口之一，这句话变成“你是我造出来的”、“你身上的基因是我做主改变的”又会有什么情形？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时代》一书认为，父母对孩子性状的决定有可能给孩子带来不利影响，但这个过程中孩子无法为自己发声。人自认为神的妄念原本就存在，范例之一是纳粹主义优生学与此后长期存在的所谓的“优生政策”，由此而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此类“优生学”的本质是，人自以为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等级标准并把它放在全人类身上，默认在这套标准中处于劣等地位的阶级不该继续存在，于是禁止他们诞育后代。1933年德国的《绝育法》规定数十万罹患某种疾病，如遗传性癫痫、先天性智障、失明与耳聋等残障人士要被强制绝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直到冷战时期还有优生法令，许多被认为有基因缺陷者被强制绝育，而他们中有人是被误认为心智不全的孤儿，有人只是因为得了斜视导致行为与他人有所不同，他们仅仅因为一些无伤大雅的原因就失去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这就是自认为神的人类的傲慢带来的恶果。打破基因编辑的底线的结果可能并不会比纳粹主义优生学导致的结果好到哪里去，“因为认为某些人基因劣等所以不让生”与“因为认为某些人基因劣等所以把后代的基因按人定的标准改一改”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比纳粹主义优生学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后代的基因能被随意改变时，因编辑技术有可能被用来固化这套等级标准，最终形成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说的“种姓制度”，人类都是卵生的，在一个特殊的机构中被培育，大批量的克隆并被分为五大等级，每一个等级在囊胚时期就会被注射不同的化学成分，外貌、智商、健康状况一出生就不同了，配合严格的教育与文宣，整个社会森严而不流通的等级都会被确认下来……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时代中》一书认为，基因技术的早期成本过于高昂，只有豪门巨富消费得起的技术，这种人滥用这些技术来造就“更优质的后代”，社会将面临更加彻底的阶层固化，形成新种姓制度也并非全无可能。人自认为神之后在观念层面将表现为“人的物化”或福山所谓的“失去人性”，即人不再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人，因为人将不再成为人，尤其是人将被塑造成消费的工具而不被当成人对待。所有人能被如此塑造如此对待的正当性就在于他们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个个囊胚发育而成的，原本就是流水线的产物为何要教会他们人类的情感、爱或尊严？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实验跨越了伦理的红线，让我们不得不审慎思考乃至危言耸听。如果人类不能以十二万分的谨慎来对待基因编辑技术，那么美丽新世界离我等普通人都不遥远。
三、你能接受被基因编辑吗？
贺建奎在2018年11月26日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的基因到底应听天由命还是自己选择？基因编辑技术引起的恐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技术不成熟，用来编辑基因的技术还没有成熟到能100%精确的程度，这个手术的出错率很高；基因认知未穷尽，人类对被剪掉的基因的认识是不能穷尽的，我们为了避免一种疾病而编辑一个基因时也冒着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违反“不可选育人类”的伦理，这是最大的恐慌。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在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形成标准与公众表决通过之前，任何人都不应继续尝试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基因组编辑或种系编辑，即有性繁殖生物体的细胞谱系与这种细胞谱系里携带的基因信息。对人类基因遗传的编辑就是对人类这个群系的编辑，如果能编辑基因生育孩子就象我们能定制自己的手机一样，我们能定制自己理想的后代。如果所有人都“选育”自己的后代，人类会呈现“在可知范围内的更好”，更漂亮、更聪明、更高、更快、更强……人类基因库的丰富度就会降低而趋同性变大，这会降低人类群系的“反脆弱性”，即应对环境巨变的系统性风险时缺乏灵活性而降低幸存概率，就像当年地球霸主恐龙在遭遇气候巨变时因为缺乏适应性而灭绝。大概率上讲，不可能所有人都乐意“选育”自己的后代，原因可能是宗教、出于经济不平等而带来人为的不平等。本来，大家的后代是不是更聪明是由天定的，现在你去定制了你的孩子，他就人为地比我的孩子更聪明了，这就违反了“人生而平等”这一人类的基本信仰。更有可能的实现途径是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群优先通过经济优势与技术优势对自己的后代通过基因编辑在人类群体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而实现“优势统治家族传承”的野心，进而导致真正不可跨越的阶层固化。金字塔底层群体的不满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战争，而在未来的科技水平下发生大规模战争则将是人类灭绝的起点。选育出来的“优势群体”会利用自己的统治优势愚化其他人群甚至灭绝其他人群或用其他人群做为他们科研试验的“小白鼠”试验品，其他人群就会彻底失去生育与生存的自由。就像当年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要灭绝犹太人与日本人的731部队实验那样，这将使人类真正真去了平等、自由与人性。婴儿被编辑基因时未必都会同意，这就违反了个人意愿这一人类信仰……？果如其然乎？第一，关于技术不成熟。基因编辑技术要在“安全性与有效性形成标准与公众表决通过”之后才能应用于人类遗传上，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老师管理一个班级的学生会有不听话的孩子，一条行业协议就能管得住一个地球上这个依赖于其基因中的“自私、好奇、冒险”特性而在所有物种中崛起并发展到今天这个文明程度的人类？没有今天的贺建奎，也会有明天、后天的李建奎、王建奎，也许昨天的贺建奎并不贪恋虚荣与功名，抑或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与野心不为世人所知而已。第二，关于基因认知未穷尽。人类对基因与宇宙的认知都是不可能穷尽的，人类的进化史不就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过程吗？我们为了解决一个当前的问题而进化出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带来的新问题是我们为了解决新问题再进化出一个新的功能……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真正地践行了“实践与理论矛盾统一”的唯物史。第三，关于不可选育人类基因。参见第一条，“在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形成标准与公众表决通过之前，任何人都不应继续尝试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人类选育自己的种群的只是时机不到而已，如果人类真的下定决心不走向这一步，那又为什么从事“涉嫌灭种的基因编辑遗传”的限制规则都不如一个“杀了一个他人”的惩罚来得重呢？第四，关于基因趋同性。全人类同时完成相同的基因编辑遗传是不可能的，由于个体的选择权与意愿难以一致，“基因编辑导致人类基因库趋同，降低人种丰富度，降低种系反脆弱性”，这一结论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物种的进化是一个随意突变与自然选择的运气联姻，由于我们对编辑过的基因的认知未穷尽与人的干预，在趋同一部分基因的同时会增加未知的基因突变更多、更快的可能性。这个突变当然有好有坏，但哪有什么收益不带风险？你是要100%确定的Ａ疾病还是要50%其他疾病的可能？自然突变的进化会漫长，人类编辑的进化会加快。但在人类已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人类这个不安分的物种岂能按捺住自己不干预自己的进化速度的好奇心？这些可能的突变基因当然会传入人类整体的基因库。
四、防不胜防的基因编辑会否催生一个新阶层？
2017年石黑一雄发表诺奖演讲时称：“新基因技术（比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都将为我们带来惊人的、足以拯救生命的收益，但同时也可能制造出野蛮的、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精英统治社会。”现在的很多大型医院已能提供全方位的基因检测能发现你基因中存在哪些易致癌因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检测价格昂贵，但也能让我们看到先天的“宿命”与后天的“改命”，而“改命”又最终会成为钱的问题，这些行为是建立在贫富基础上的优胜劣汰。基因检测商业化后基因编辑却讳莫如深，当代科学技术已有基因编辑能力，包括编辑人类的基因。但随之而来的医学伦理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研究领域，2019年深圳人民法院就对非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贺建奎等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次年我国就将“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作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当然，这只是中国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态度，而且只是目前的态度，其他国家如何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克拉拉与太阳》一书的问题背景与当年演讲的这段话形成了呼应，在石黑一雄拟想的一个基因编辑已完全商业化的社会里，被基因编辑过的孩子视为经过“提升的”，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广阔的人生道路，没有经过基因编辑过的孩子则缺少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而一个孩子能否获得“提升”完全依赖于其所出生家庭的条件。家庭经济殷实的“乔西”是经过“提升的”，而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里克”是“未提升的”，“提升”与“未提升”之间的一条界限不是像“苹果”与“梨”那样处于水平面上的，而是纵向的高下差别且几乎会延伸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乔西的社交聚会上，那些在场的已提升的孩子对里克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尽管被包裹在一层矫饰的热情之下。阶层之间的隔阂有可能被基因编辑将演绎到一个更极端的情况，纵然基因编辑在医学上没有任何风险，这种昂贵的技术最初必然不会普适于所有公众。一旦进入商业化运作，真正能有机会享有这种高端医疗技术的是富人或精英分子。这就会拉大原来的阶层鸿沟，而且最大的获利者仍然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优越的阶层。尤其是这种编辑超出医疗目的而致力于优化人种时，底层阶级就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任何社会都有阶层的区分，我们不必刻意回避这一点，问题在于这个阶层分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否有上下的流动性，其流动渠道是否畅通……在石黑一雄笔下的近未来社会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令人不安的阶层敌意与阶层固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常存在一种阶层的预设，即同阶层交往。即便是看起来青梅竹马的乔西与里克，最终还是各奔东西，分别走上他们注定要面对的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一成不变的必由之路。
五、即将跻身于代际阶级斗争夹心层的80后当何去何从？
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同龄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无法沟通，自己小资梦的破灭，对韩寒“抵抗的表演性”的不满……此类经验常常在个体的层面上被理解为“个人品质”的问题。社会结构不会自动地被其中的个体认知，毋宁说人类常常意识到的不过是想象性也是扭曲性的“意识形态”，比如杨文提及的“小资梦”。最根本的问题是“阶级或（更安全一点的）阶层”的分化问题而不是“代际”的问题，比如思想界有李泽厚、刘小枫式的“五四的一代”、“四五的一代”、“共和国一代”与“游戏的一代”……这些代际命名中，代际主体主要是以他们的社会遭遇而不是出生年代来区分的。80后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高校扩张、消费文化的蓬勃）不只是他们碰到的独特社会变动，但他们也遭遇了独特的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只是这种变迁并非那么“自明”，中国社会资源流动的凝固化、社会阶层身份的固化、底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王晓明称之为“封建化”。具体表现是“官二代”、“富二代”等无数以“二代”命名的群体的隔阂，你的爹妈是什么阶层则你就是什么阶级，“我爸是李刚”显得如此的恬不知耻而又理直气壮，中国社会资源的流动已进入阶级固化的阶段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此即“电梯效应”：先上了电梯的不会在乎后面挤不上去的。国家最重要的功能是调节不均衡的社会分配的“再分配”机制，“打破铁饭碗”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因此就让国家从这些重要利益、资源分配的领域单纯“退出去”则会导致更大的不公。目前中国社会劳动市场是不均衡也不平等的， 80后韩寒的“抵抗”的是有表演性的，此类“新富”难免苟且于郭敬明版“小时代”。出问题的远不只是市场化条件下劳动的价值问题，而是资本市场自身的变迁而导致的价值观的变迁。国人耳熟能详的“自由”、“平等”、“个人奋斗”、“工作伦理”等少概念其实都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产物：在一个能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且其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大致具备同一性的历史结构里才能谈论“平等”与“自由”。一边是“按劳取酬”（姑不论其是否公正）而一边是虚拟资本（金融、房地产、股票等）的暴利，我们早已丧失了谈论“平等”的历史条件。这些结构性力量更关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阶层分化，代际话语“80后”只是由此衍生的一种形态。只看得见消费的场域而完全看不到决定着这种“有缺陷的消费”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结构，生活在“北上广”且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要靠这份工作去买一套安家的房子而熬过漫长的“房奴”生涯，“小资梦”的破灭是生活在这些大都市中的“新穷人”普遍面临的问题，“贫穷”在这样的情境中并不是以看得见的形态被认知的，而是无数的“小资梦”、“体面”的工作、作为“宅男”、“宅女”的自由与只有掏钱消费时才有的“平等”。冲突论的在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中解决社会矛盾，功能论的认为任何时代都存在阶级差异而有必要通过国家的调节来最小化阶级分化并力求使最大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阶级”话语在今天中国社会还有多少实践的可能性？阶级与阶层的分化是实实在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不妨在愤青式的宣泄中将其理解为阶级斗争，抑或在好公民式的安分中等待制度性安排，还能在积极的参与中促成制度性调节的契机。将之转化为一种主体性的认知、沟通、实践过程之后认知自己置身的社会历史结构，进而如何建立与同一情境中的他人的关联并探索想象与实践一种美丽新世界？人在出生之前的胎教、营养、遗传父母的疾病就已不平等，更不用说出生之后的物质、教育、机遇了。基因与现实都是有不确定性的，“皇帝”以为的优选项在认识不可穷尽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是个劣选项，精英本身的优选有不确定性；人类再高智商也不能改变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阶层固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新平衡的突破口而回归人类的权力分布均值。即使真的形成了所谓的“优势人种”也会相互斗争，其中的弱势一方有可能需要非优势种群的支持而不得不给他们以跨越阶层的机会；我们所能想象出来的这份担心往往是来自于对我们当前与过去的不满的映射，阶层统治、阶层固化与阶层资源分布不均是人类的常态。较之于对未来的担心，80后对当下的反抗更有意义。至于种群灭绝问题，在没有基因编辑的时代也有希特勒、731甚至非洲土著食人族，基因编辑只是一个工具，就像一把刀，能切菜或杀人不是因为它自己，而是因为使用者。掌握它的高智商的群体当然会明白留或灭哪一项于他们更有利，灭或不灭，工具都已在那里，普通人无能为力。有可能发生就一定会发生，只要有足够大的频率与足够长的时间。面对未来这么多的新威胁，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原子弹，如果真有灭绝，哪一个先来皆未可知。婴儿从被受精、引流或出生、染上父母亲携带的遗传病毒都经过他们的同意了吗？人永远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基因，不是被天安排就是被人编辑。基因突变还是基因编辑？其本质都是基因变化，自然突变或人工改变。人类的基因中天生对新事物充满恐惧，普通人的种种担忧都是不自觉地被古老的基因盲盒控制了。
六、如何健全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
加强道德治理是基因-生殖工程技术应用的逻辑前提，即从道德进路治理风险问题为其应用提供道德担保。道德治理强调从道德进路治理风险以达到道德扬善抑恶的目的，道德治理强调技术风险的伦理意蕴与治理主体的道德属性。基因-生殖工程技术主体涉及对象接触从内（微观）而外（宏观）的延伸分别是科研工作者、机构与社会，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是识别并降低风险的最直接条件，机构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是全面评估风险的重要机制，公众参与有助于拓展风险讨论的社会视角，增进其透明度是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进路。第一，加强科研工作者道德责任意识的培育。对科研人员而言，树立现代责任伦理是基础条件，系统性的动态的伦理培训是培育他们责任意识的重要路径，其实施以底线伦理为基础、以责任为内容、以德性能力为目标。一是以底线伦理为基础：底线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形态是公民社会的理性精神与道德建构，强调行为的正当性最终依赖于行为与行为准则的发展，树立底线意识是现代科研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在资本化与市场化语境下，底线容易失守，为此需要通过培训筑牢科研工作者的底线意识。二是培育责任意识：责任伦理是基于对现代技术本体论的思考对当下与未来、个体与社会、善与恶之间张力的权衡以最大限度地通报集体行动的结果，由于基因-生殖技术应用面对的是未来人类的安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时必须做出妥协，当下发展对未来安全让步以承担其保护人类的义务。三是以德性能力为目标：生殖-基因工程属于革命性技术不能满足工具理性的判断，未来应着眼于人类基础性物质的改变与人本质的拓展。传统静态的奠基于个体的伦理规范已不能为新型技术如人工智能、生殖性基因编辑等的开展提供充分的伦理资源，必须依托于个体的德性能力来提供道德担保。面对利益冲突与道德困境，个体选择的不知所措往往是静态模式下其道德能力不足的表现，动态能力模式要求个体将自己的德性与具体的语境、社会的发展有机整合并做出合乎伦理的判断。第二，推进机构伦理审查的实质化。伦理审查是生物医学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而发明的创举摆脱了传统研究模式中对个体德性的过分依赖，伦理审查通过机构伦理委员会实施已是全球生物医学研究开展的重要范式。伦理审查作为现代范畴追求程序合法与审查的实质性，伦理审查包含知情同意过程、风险-受益分析、受试者招募的公平性与跟踪审查。基于生物技术应用风险大小，必须明确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资质与级别。但基于中国的伦理审查在心理、机构、文化、制度方面的特点，中国的伦理审查残留着官僚主义、拿来主义的痕迹。伦理审查职能定位不准确、管理规章不完善、监管机制缺失与橡皮图章与形式合法化等审查乱象成为伦理审查备受诟病之处，2019年我们的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确定了基于生物医学新技术风险级别的管理模式，“中低风险”技术伦理审查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管理，“高风险”技术则直接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管理，涉及遗传物质改变或调控遗传物质表达的（如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均属于高风险技术，由国家级相关部门管理。从生殖性基因编辑的风险问题来看，伦理审查重点评估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的威胁，权衡人类生殖系干预措施的风险与益处（特别是关注对后代健康可能造成的威胁）要遵循“充分预防原则”。第三，公众参与是克服基因-生殖工程等新技术风险的重要举措。风险治理是现代化道德治理的重要内容，公众是道德治理的重要主体，公众参与是现代公共议题决策的创造性方式。公众参与能增加决策透明度，减少研究者个体的道德风险，帮助决策识别公众诉求，提升公共决策质量。通过提升公众对新兴科技与相关伦理问题的认知，鼓励公众参与相关技术的公开对话并以此作为现代技术治理的重要维度，公众参与能为基因-生殖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提供公众话语，也是对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复合型判断的延伸。由公共管理学科话语进入生命学伦理领域，公众参与依然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公众的选择、公众参与的程序及其限度，如何平衡公众诉求与决策质量……技术与社会原也带来了更多伦理难题与道德挑战，其由内在于技术发展的风险拓展到社会公平与个体尊严、自我认同等风险。前者是单向度的，可通过发展完善而降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后者是社会系统性的，植根于技术的使用与人的开放性将人置于脆弱与受伤害的地步，因此更需要依托道德规制确定其使用边界。绝对安全的技术应用并不存在，人类不会因不确定性而封闭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空间，风险的存在更使人类更珍视“善”与德性的价值。基因-生殖技术应用面临的风险像所有其他人类风险一样为人类道德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迫使人类对此保持一种敬畏生命而谨慎使用的态度。在宏观层面加强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培育、机构伦理审查实质化与高水平的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实现生殖基因编辑应用中风险的道德治理。道德治理本质上是平衡技术应用中涉及利益相关者（包括未来人类的）的不同诉求，不是风险治理的全部方式却是根本路径。基因-生殖工程打开的“一扇窗”让我们对其未来的应用充满希望，随着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的进程有序推进，基于治疗性的基因编辑最终将进入人类的视野。在技术成熟与社会允许的条件下，对基因编辑的风险控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个案情景。
七、最刺激的“拆（基因）盲盒”游戏非养娃莫属？
父母们们怀着满心的期待迎来一个新生命时，一场“大型拆盲盒游戏”就此开局。刚出生时的小宝贝都差不多，粉粉嫩嫩，眼神明亮。就像一个个标准化的盒子，等待着你去开启。最初你会有母爱（父爱）滤镜，就像刚动手拆盲盒时那满心的期待。孩子的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你就会觉得TA将来一定是成龙成凤的苗子；孩子抓周时抓住了钢笔，你都会暗喜TA肯定有大文豪天赋；孩子两岁时认会几个数字，你都会畅想TA将来是要成为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刚打开外包装时，哪个玩家不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一心一意期待着手中这个盒子里是个“隐藏款”？而差不多到了小学阶段，就像刚刚拆内包装，盲盒里的玩偶露出了冰山一角。班上五六十个孩子，似乎个个都天赋秉异。自家娃考了95分，感觉已挺好了，结果一打听，100分的有十几个，95分以下已属于比较差的成绩。成绩比但那再比比才艺？放眼望去，两岁学美术三岁学英语四岁学钢琴的牛娃一抓一把，自己费尽心血鸡出来的娃好像也没什么格外出挑的，于是就有了盲盒最刺激的环节。有时候孩子突然考了个100分，或突然得了个什么奖，你惊喜过望，觉得有希望了。决定再报几个课外班，好好挖掘一下娃的天才潜力，增强一下拿到隐藏款的可能性。有时候娃不知怎么考得很差，或对比一下那些明显就是隐藏款的“别人家的孩子”，你于是放弃天才幻想而安慰自己：“学渣是来报恩的。”“认命吧，反正世上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你的心情会经常在“好像是隐藏款？”与“会不会是普通款？”与“难不成是个雷款？”这三种揣测中跌宕起伏，比坐过山车还刺激。但有时候想想，养娃跟拆盲盒还是不一样吧。普通盲盒拆开后就一锤定音，是什么款就是什么款。但孩子这个盲盒却有无限的可能性。有的孩子，可能刚起跑时速度比较慢，但最后你发现TA能坚持跑一场马拉松；有的孩子，可能学习死活不开窍，但他情商高、领导力强，在任何场合都是中心人物；有的孩子，可能小时候调皮捣蛋让人头疼，某一天却找到了自己深爱的领域，过剩的精力都化成了无穷的奋斗热情。每个孩子都不是学霸，但也都有闪光时刻呀！所以即使刚打开看到是个雷款也别失望，没准某一天TA就变成了让所有人惊羡的隐藏款。当然，也有可能相反，最初是个众人艳羡的隐藏款，最后却慢慢变成了普通款甚至雷款。这也正是这个“游戏”最独特也最好玩的地方。漫长的人生里，一个孩子究竟有多少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别过早下结论。曾看到一个跟盲盒有关的新闻，顾客在某个泡泡玛特店买到了明显被拆封过的盲盒。调查发现原来是店员拆开了多个盲盒，拿走了想要的，然后把不想要的简单粘起来给顾客结账。因为在闲鱼上，“隐藏款”与“热卖款”的盲盒是能以高于原价近十倍的价格销售的。如果能一键定制完美孩子，你会选择按下按钮吗？这种复杂的终极问题，肯定不会有一个正确或统一的答案。但如果有一天孩子真的能在基因层面定制就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去打开盲盒，拿走隐藏款而放弃普通款。孩子像货物一样被挑挑拣拣将非常可怕，而生命这场“游戏”最有乐趣的部分也不复存在了。毕竟，除了少部分投机者，大部分普通人生儿育女、并不是为了拿到隐藏款，而是享受陪着小生命一起慢慢成长、不断获取惊喜的过程。如果不带功利心地去看，每个盲盒里的玩偶都很可爱，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的价值不该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他们倾注的爱决定的；两代人在一起的那些相亲相爱的亲密时光才是这场“生命盲盒游戏”最大的意义所在。
八、基因编辑可否被视为人类的另一种进化方式？
人类从古至今都是有阶层之分的，阶层的存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内在动力。有圣母情结的认为不应剥夺被编辑者选择权，你去问一个受精卵或早期胚胎“你愿不愿接受基因编辑啊？”当初我投胎时也没人问我愿不愿投到马云爸爸家啊。还有人担心我们进入变种人的时代，我只能说那你就是想太多了。只要有秩序存在，这个社会就会一直运转下去。人类早已进入进化停滞状态，人类已能通过技术来改变生存环境，适应环境的进化也就不存在了。但我们凭借技术上的进步来适应环境，由此说明人类已达到的所谓的“理想形态”就真的是最终形态、完美形态吗？人还需要进化吗？比如疫苗不就是因预防一些疾病而存在吗？基因编辑也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结果一致，方式不同。基于对基因编辑技术不完善的种种担忧，我们反对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不明确的前提下将该技术用于人类胚胎与生殖细胞的修饰与临床应用。但到了技术完善，风险可控，时呢？我们能用法律来规范，避免伦理问题。我们能把基因编辑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做。广岛与长崎爆炸的原子弹，让爱因斯坦悔恨自己理论对原子弹的贡献。但这么多年来真正投放的也就这两颗，核能对人类的贡献远大于它的破坏。这并不是我对生命的蔑视，这也是核能在今天仍然被广泛采用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创新性破坏”，新技术的普及势必对以前的旧的技术、组织造成破坏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前行的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不能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到恐惧就停止前行，人类本就走在一条未知的道路上。新事物的接受与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有别于当初扼杀革命的旧势力？
九、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看待基因编辑技术？
人类制造转基因作物的初衷是好的，比如抗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更好地满足人类的农产品需求，科学家们陆续制造出了免疫白粉病的小麦、反式脂肪酸含量更低的大豆，还有能抵抗棉铃虫的棉花，等等。但有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转基因作物不安全。实际上，几乎我们吃的每种食物的基因型都被人为改造过，比如选育种子与配种时用的随机诱变技术与杂交技术都是在按人类需求改变动植物的基因型。未来人类肯定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以确保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动植物身上的绝对安全，但人类肯定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基因编辑技术真的能拯救人类的生命，普通人就真的很难拒绝，比如最有希望通过CRISPR疗法根治的遗传病乙型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编辑技术还帮助我们攻克癌症，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一种特殊的T细胞，引入一种新的基因就能帮助T细胞识别、靶向锁定最终消灭癌细胞。很多疾病的成因非常复杂，可能是遗传变异与环境因素的综合产物，单纯编辑基因不一定有效果。基因编辑还存在次级效应，可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比如，修改人体的CCR5基因能增强人对艾滋病的抵抗力，也会增加人患上西尼罗河病的风险；有的基因会增加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但这些基因也会提高人在年轻时的认知能力。如果基因编辑应用在医疗方面还能被多数普通人接受，将它应用在人类胚胎上修改人类后代的基因型则还在伦理的禁区之内。实际上，科学家们已编辑了大量其他生物的胚胎基因，所以基因编辑人体胚胎在技术上其实已不存在问题。不管人与人之间最早的基因差距有多小，能负担得起基因改造的富裕阶层肯定会让自己的后代有更优秀的基因，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阶层固化与基因固化，未来的有钱人会活得更长，体能更好，大脑更聪明。如果这种改变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富人与穷人还会是同一种生物吗？未来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细胞肯定会发生，基因编辑的成功率会随着技术的改进达到100%的准确率，这就能避免技术上的风险；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之初其实都会携带从父母生殖细胞中继承的五十至一百个基因突变，而且在人体内平均每秒钟都会有上百万个突变，所以人体基因的改变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基因编辑只是让这种改变有了方向性。所以，未来的父母有权利使用CRISPR技术来生出更健康的孩子，只要这个过程能确保安全且不偏袒少数群体。
十、科学界的弄潮儿该不该预设黑科技边界？
2018年首例基因编辑胎儿的诞生遭到全球科学家的围剿，人工受精、基因排序、基因筛查、基因编辑、胚胎实验，看似递进的步骤却越来越逼近生命本源的核心问题。这既是基因科学的魅力所在，又让人战战兢兢，因为人类可能将掌握改造自身的钥匙。技术的进步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科学家被赋予近乎“造物主”的角色，CRISPR之类的新技术可能在治疗遗传疾病、根治癌症、延缓衰老、定制化医疗等诸多领域大显身手而撬动全球医疗大市场，名与利的交织、科学与伦理纠缠让探索基因科学这一人类科技的前沿变得错综复杂。名利驱动的对科学圣杯的激烈竞争遭遇好奇心带来的偶然的科学发现，探索科学前沿不再单纯。商业利益的驱动与名利双收的渴望是拓展新边疆的动力，但对科学探索而言不应是全部。用CRISPR编辑基因有可能带来更简单、更准确的各种疾病筛查机制对各种致病基因发起直接的攻击，硅谷文化对美国东西两岸学界的影响已很深远，一旦有好的发现，科学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公司，引入投资人招募专业管理团队研究赚钱的应用场景，甚至他们撰写的论文也都会对潜在的商业应用场景富有前瞻性地描述。新的成功算式变成了“基础科学研究+专利律师+风险投资=独角兽”，科学家也成了“风口”上的弄潮儿。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重心被放在了婚礼纪的研究、明星效应、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抢先成为“全球第一人”之上。杜德纳团队与张锋团队之间的竞争升级的背后是名与利的推动，越来越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科学似乎成了商业的零与游戏而有违科学发展的初衷。人类已在三个领域取得重大跨越：物理学、信息技术与基因科学。连接化学与生物科学探索生命的奥秘在DNA/RNA的层面解码生命科学，基因科学是下一个重要的科学探索新边疆，用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看基因技术的发展令人浮想联翩。数字世界的发展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贡献：创造与应用与商业化的巨大成功推动产生了摩尔定律；计算机走入家庭之后营造出极客文化；普通人能将其应用之后的网络效应。新冠肺炎让普通人对CRISPR基因编辑的作用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靠mRNA研制新疫苗带来的突破性；更多年轻人会对生物技术感兴趣，DIY（自己动手制作）的实验设备也会让更多年轻人着迷；随着可穿戴技术（比如智能手环）与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融合，每个人都能在家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展开实验，而个人健康大数据、基因测序与基因技术的结合让定制化医疗的实现变得更快。为了治病而编辑筛除致病的基因，多数普通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同样的技术也能给胎儿添加新的基因，一旦允许这么做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比如我们已找到有利于运动发展的基因，未来也可能发现让人的大脑变得更聪明的基因，如果人把这样的基因植入自己孩子的胚胎就一定能制造出“超人”。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规则会不会因为基因编辑而被打破？如果基因编辑很贵而只有有钱人支付得起，他们通过基因编辑让下一代更聪明、更健康之后会否加剧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甚至再现《美丽新世界》一书中的全新种姓社会？一种基因并不一定只会带来一种结果，致病基因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其他好处，例如导致镰状细胞贫血的是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如果父母只有一人有这一基因，孩子身上的突变基因就以隐性状态存在，不会导致贫血却能帮助孩子预防疟疾。突变基因是非洲黑人进化出来抵御疟疾的基因，为了根治贫血而筛除这一基因则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人类对自身基因的研究尚处初级阶段，简单的添加与删除基因而忽略它们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则如同玩火。杜德纳主导了2015年的基因编辑伦理与规范的研讨会，当时焦点放在应否允许基因编辑用于人类实验，尤其是聚焦于应否允许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并产生可遗传给下一代的新基因。保守派觉得科学家不应扮演改变人类的“造物主”的角色，激进派则认为如果有机会改善人类的基因则为什么不去尝试？折中的结论是在无法确保基因编辑对人体无害之前不应从事可遗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编辑工作。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法约束个别科学家的冒险行为，尤其是在成为“世界第一”很可能带来巨大的名利的情况下。新冠肺炎“全球化”迫使科学探索回归本来的轨迹，尤其是基因科学家之间开展的开源、协作与共享成了当务之急。利用CRISPR快速检测新冠病毒，利用基因编辑工具帮助人类对新冠病毒与相关病毒产生免疫力，科学发现的基础是好奇心与相互协作而不是金钱与名利的诱惑。科学也需要贯彻长期主义，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CRISPR的发现源于许多科学家的好奇心与偶然的运气，细菌在亿万年的时间里形成的防御病毒攻击的复制编辑的手段足以以让细菌产生免疫力。鉴于许多基础科学的突破得益于政府基金而大学与研究者却因为突破应用的商业化而获益，有必要把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收益重新投入政府基金，补充政府对基础科学投入的不足并帮助科学家回归正常的合作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如果商业利益过大，科学家之间的协作被专利权之间的交易取代就会催生不良的科学文化，比如为了追求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不应混同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与高科技企业平台化与寡头化不同，生物化学领域的游戏规则不是赢家通吃，甚至不是简单地比拼速度，科研之间的依赖性更强而更需要分享成果互利共赢。
科学精神是恐龙等低级地球霸主不可能理喻的，新冠肺炎“全球化”带给人类最大的启示是敢于跨越一切卫道士自以为是的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