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之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描述和界定。这些描述和界定可能不是从现行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但肯定是根据我们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之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年实践中所产生出来，而且也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需要的。

　　说到市场经济，某些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就会与西方所强调的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某种共性，例如，都是用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都需要遵循市场交易的原则，即等价交换。既然是自由贸易，那么交易的双方都是自由的，交易的一方不可能也不应该强制另一方进行交易或者不进行交易。

　　然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强调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即要求各国政府完全不应该干预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易，一切过程都由市场来说了算。这种观点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情况下提出来的。他们当时的出发点就是要突破除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非西方国家政府已经设置或者可能设置的任何贸易壁垒，让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与资本，可能畅通无阻地进入非西方国家。这样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随时撷取非西方国家的财富和利润。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就导致在国际贸易中，西方所能占据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他们原来强势的地位开始变得比较衰弱了。在国际贸易中，他们的贸易顺差在减少，而贸易逆着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或者自由主义贸易的规则，想通过他们的重新界定给出他们的解释，并且企图把这种解释强制成为新的经济规则或者贸易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变味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从一开始就并不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唱同一个腔调。这次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给出全新的诠释。

　　《决定》中强调了我们还是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单凭市场来成为主导我们经济工作的唯一因素，我们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方式上都要不断地得到强化。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与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方面进行配合，而不是成为两张不相干的皮。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关系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必须由政治工作来主导的。这种主导不是单纯的所谓干预，而是在原则上要求市场经济与我们的政治工作主动配合，而且随时要得到政治方面的原则指导。所以《决定》中也一再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