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长运：中国古代哲人为什么反对以“富”治国？
【摘要】韩非子认为：靠“富”，靠欲望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荀子》：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礼记·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品《论语》：逐私利鹿死谁手？讲仁德谁敢争先？荀子认为：上好功、上好利、士大夫众、工商众……则国贫。管仲认为：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王夫之：人主移于贾则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则廉耻丧。品《孟子》：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逐富追欲天下大乱。品《韩非子》：逐欲追富，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淮南子》：纵欲而失其性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
自古以来，中国的高明的政治家、古圣、先贤、哲人都特别反对以“富”治国，特别反感去追逐欲望。对此，诸子百家都有很精彩的论述，都有很深刻的见解。
一、韩非子认为：靠“富”，靠欲望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在《韩非子·六反》中有讲：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老子》曾经说过：“人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人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自己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了以后，就能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才能做到。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都能像老子一样的圣人了。以前的夏桀虽贵为天子也还是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即使已经富的拥有了四海之内的所有财宝了也还是不满足。做君主的纵然使能民众富起来，但肯定不可能使每一个老百姓都富足得像天子皇帝一样吧？然而贵为天子的夏桀就是富得拥有了整个天下也还是不满足。那么纵使民众真的富足了（但他们富了还想更富），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让民众都顺应时务（客观规律），通过自己的劳动奋斗来获得财物（把自己的富，把自己的财富的府库建立在自然界之中，建立在绿水青山之中，建立在自己的劳动奋斗之中），以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自己出力劳动而得到富裕，依靠自己奋斗所创立的功业来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获得奖赏，而不需要考虑什么用仁慈的心给人以恩惠和赏赐（不用做慈善，不用去扶贫，更不用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才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正确的政治措施啊！
二、《荀子》：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
在《荀子·大略》中有：上好义，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
君主、士大夫们、上层精英们如果有爱好道义，那么民众就会在暗中整饬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君主、精英们如果爱好富（显摆、炫耀、骄奢、来钱就是硬道理），那么民众就会为利、为钱、为财货而去拚命。这两点，是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和治理得混乱的两条对立路线的根本区别。民间有俗语说：“要想富吗？那就不要顾及廉耻吧！那就去玩命吧！那就去与故旧、亲友们自相残杀、相互绝交、一刀两断吧！那就去与道义背道而驰吧！”君主、官员、精英们如果都爱好富、都追求先富，那么全体国民就会跟着去相互攀比、相互争斗、相互抢夺，都跟着去骄奢淫逸、腐败、堕落、沉沦……国家怎么能不乱呢？
三、《礼记·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在《礼记·大学》中有：“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品德高尚的君子首先注重的是修养好自己的德行。有了完美的德行才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与拥护；有了人们的支持与拥护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保住了土地才能积聚起财富；有了财富才能维持正常的用度与开支，自己（自己的家庭、政权）才能生存。德是做人的根本，财物是修养品德、做人成功、人生奋斗、勤于耕耘后的结果。如果把这一根本问题搞颠倒了，把财货当成了根本，把修养品德、人生奋斗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先发财、先至富再做人（先学会做事再学会做人），那就一定要和老百姓、与别人争夺利益、一定会处身于纷争之中、危机之中。所以，君王如果总是去聚敛财货，那民心就会涣散。反之，君王不追求自己的财富，而是切实带领百姓艰苦奋斗，使社会和谐有序，使百姓得利，民心就会聚起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总是以不讲道理的态度对别人讲话，别人也会以不讲道理的态度回敬他；一个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财货，总有一天他的财货也会被别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去。
四、品《论语》：逐私利鹿死谁手？讲仁德谁敢争先？
《论语·里仁》：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如果总是依据个人的利益去做事（去与别人争夺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名声、权力去做事，以自我为中心去行使权力，就会招致别人的很多怨恨；就不得不与别人对抗、争抢、碰撞；也就必然趋向于灾祸。
人生在世，要生活、要奋斗，要追求必要的生活的物质资料。在生活奋斗中，不可避免地会与人有冲突、有碰撞、会产生矛盾。这时就有个把握好度的问题；有个如何适可而止的问题；有个双方共赢的问题。
证严法师说：“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得少。”所以，人不能唯利是图，不能总是要让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不能斤斤计较，不能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五、荀子认为：上好功、上好利、士大夫众、工商众……则国贫。
在《荀子·富国》中有：“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一个国家是强还是弱，是贫还是富，可以通过一定的表面征兆（现象）看出来。政治精英不崇尚公道、不讲正义、人人骄傲、个个放纵，那样的国家的兵力一定是衰弱的；官员不爱护民众，严重脱离基层群众、瞎指挥，那里的兵力一定是衰弱的；那里所禁止的和所许诺的事都不讲信用，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很多，那里的兵力一定是衰弱的；不弘扬好人好事，好人总是被欺侮，那里的兵力一定是衰弱的；将帅无德、无能、贪污受贿的官员很多，那里的兵力一定是衰弱的。官员好大喜功，好做表面文章，喜欢搞形式主义，那样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统治精英喜欢财利，追求先富，那样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官吏很多、吃财政饭的公务人员众多，那样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商人、老板、投机家、金融家、赌博的人众多，那样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没有价值观、没有行为准则、没有规章制度，那样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百姓贫穷，国君、政府一定也是贫穷的；民众富裕了，那君主、统治者也会跟着富裕起来。
六、《管子》认为：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
《管子·七法》：重（权力的重心）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部门，如果下级的官员、下级部门的权力过重，那政令就很难得有效的推行；一个国家，如果其上层官员、士大夫、精英、名流、学者，都去追逐财货（如：都去追逐金钱、追逐富、追逐房子；都去炒作宝石、古董、艺术品、名烟、名酒、名茶……），那整个官员队伍的道德品质就毁了。
到那时，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道德伦理体系、价值体系，也就一定也跟着崩塌了。那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冷冰冰的、硬邦邦的金钱的关系，每个人都想向外多掠夺一点，人生没有方向。到了最后就会成为暗无天日的人人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人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间地狱。
七、王夫之：人主移于贾则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则廉耻丧。
（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过：人主移于贾则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则廉耻丧。
一个国家的君主（政府、军队、医院、官员）如果把注意力、把权力用于做生意，用于投机、炒作、走私，那这个国家的根本就凋零了；这个国家稳定的基础就动摇了。如果一个社会的读书人、官员、精英，都把注意力、把精力、把手中的权力、把聪明才智都用于赚钱，那这个社会就会成为没有道德、没有仁义、没有廉耻的、没有底线的社会。
原来的报纸人们都是爱看的，对其中的内容人们也是相信的。不知从什么时候，报社都把精力用于做广告、用于赚钱。到现在，报纸是成捆的送到订户单位，又成困的送到垃圾回收站——基本没人看。对其内容，人们也是越来越怀疑了。
原来的电视人们也都是爱看的，对其内容人们也是相信的。不知从什么时候，电视台都把精力用于做广告、用于赚钱。到现在，虽然电视频道与节目越来越多，电视机也越来越好，但开机看电视的人却越来越少。
八、品《孟子》：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逐富追欲天下大乱。
【原文】
《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说：“诸侯有三样最宝贵的东西：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事。如果错把珍珠、美玉、古董、财货为最宝贵的东西，灾祸必定会落到国君自己身上。”
做为统治者，其地位是要以百姓、群众、人民为基础才能存在的。而百姓又必须依靠土地才能生存。做为政府、做为官员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管理好国家、处理好政务、服务好群众，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民风醇厚。如果统治者带头去追求珍珠、美玉、古董、炒房、投机、追逐富……那全国人民也会放下正事——不愿吃苦、不愿劳作、不愿奋斗，跟着去投机、炒作、争斗、坑蒙拐骗；人心就散了，社会就乱套了，国家就没有办法管理的。最后受伤害最大的恰恰是统治者自己。
九、品《韩非子》：逐欲追富，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
《韩非子·解老》：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
人有了过度的欲望，有了某种偏好，人在做计划时（人生的规划总是要受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初心的指导）就会变得混乱；价值观错乱了，人就会有更多的欲望（更加贪婪）；更加贪婪，淫邪的腐败的心思想就会战胜贞洁的、健康的思想；淫邪的腐败的心思想占了上风，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行为方式没有了准则、没有了底线，灾祸的事就会发生。由此看来，灾祸产生于人的淫邪之心，淫邪之心产生于不合理的欲望。有了不合理的欲望（放纵欲望），向前看可以使很多好人都变成奸邪、淫乱、凶恶、腐败之人，向后一看就是不愿放纵欲望的好人也逃脱不了灾祸（人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奸邪、淫乱的文化风气起来了，向上就会侵害和削弱君主、政府、官方的权威，而向下就会伤害众多的百姓。所以啊，放纵欲望，或者说把欲望当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最后的结果不仅普通的百姓会深受其害，就是国君、就是统治者自己也不得其所；最后国家混乱，社会动荡，所有人都将外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淮南子》：纵欲而失其性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
《淮南子·齐俗训》：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
人如果放纵贪欲就会丧失人的本性（就会找不到生命的根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行为举止就不可能做到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来做为自己生活的动力，那人就危险了；用这种贪欲来治理国家就会使国家混乱；用这种贪欲来治理军队，这样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军事斗争就会失败。所以，那些不懂得“道”（不懂道理）的人，是没有办法返归其本性的（总是找不到生命的依托）。所以古代那些圣明的君王能深刻领会“道”的本质，因此他所制定的政策、法令、方针都是合理的，这样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把社会引导到和谐、兴旺、繁荣的路线上去，事业很成功；名声被后世的人们所传颂；他的道德品质、文化思想的影响遍及四海。
注：以上内容全部都来源于蔡长运编著的《国学小辞典》书稿。
【文/蔡长运，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