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元：浅述中共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的思考——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

　　浅述中共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的思考

　　——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

　　今年适逢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很想再感受当年党领导的大革命风云。1月8日上午，我走进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念馆”，聆听七十岁老志愿者的生动讲解，很受感动，观看了一件件展品，思潮涌起。但对于四大是在党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评价为最大的贡献。笔者以为尚未讲清为什么会在四大提出？是否真是“第一次”？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取得领导权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对此查阅了资料，发现是有叙述不真实、评价不准确之处，现将系列思考阐述如下。

　　一、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

　　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20人，代表994名党员，其中在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缺席，因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右派斗争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湘治病休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

复原旧址的模型

　　由陈独秀主持会议，除了“四大宣言”、“修正党章”外通过了十一项决议。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①

　　按常理，党中央作出的决议，会后一定会领导全国工会、农协、学生会、国民党地方组织和部分军队（国共合作时期）内采用不同的方式实施。

　　比如三大作出《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后，李大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他党员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但同时规定了保持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8月，青年团召开二大决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规定保持团的独立性。

　　三大会议结束后，各地共产党人应孙中山总理改组国民党的迫切要求，如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逐步的积极的参加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的改组工作，增强了国民党的纪律性、革命性和群众基础，推动了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但是四大结束后，除了为五卅惨案组织25万多人举行上海六一总同盟“三罢”，10万省港工人大罢工，把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力量外，并没有根据党对于争取国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决定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