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宝：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主导建立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金融帝国体系。中国长期处于金融帝国体系的边缘地带，但后来逐步发展为世界的产业中心，而美国则在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支配下，从世界的产业中心和金融中心逐步发展为单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与世界产业中心在全球地理范围内的分离是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中美关系不仅包含着两国经济利益的深层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两国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与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随着金融帝国体系积累危机的日益深化，中国成为美国危机输出和转嫁的主要对象，美国对华战略随之发生重大转向。
列宁认为，殖民帝国体系的经济基础不是考茨基所认为的产业资本，而是资本的最高形态——金融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殖民帝国体系最终瓦解，但金融资本在战后并没有解体，反而在战争对生产力破坏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扬弃了旧殖民主义的金融帝国体系。金融帝国体系区别于旧殖民帝国体系的地方在于，它主要依赖金融资本而不是暴力征服的手段来维持对世界体系的统治，用埃伦·伍德（Ellen M. Wood）的话说，美国主导的金融帝国体系是一种“不含殖民统治的经济霸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使得金融帝国体系的积累空间又极大地扩张了。新中国诞生于旧殖民帝国体系中的薄弱链条，发展于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金融帝国体系下。考察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急剧转向，必须将其置于金融帝国体系的总体视阈下。
一、美国与中国不对等的经济关系
关于当代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曾提出一个深刻判断：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表现为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与作为世界产业中心的中国在地理上史无前例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以世界金融中心对世界产业中心的寄生性为前提的。列宁曾经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特征，认为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日益发展为“食利国和高利贷国”。列宁所谓的金融寄生性并没有随着殖民帝国体系的解体而消亡，反而在今天这个金融帝国时代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中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垄断着高新技术和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马克思曾指出，在垄断资本时代，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现在的美国虽然由于去工业化不再是工业大国，但仍旧是工业强国：它在量子通信、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仍走在世界的前列。通过对这些高新技术的垄断，美国事实上控制着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并通过这种控制将产业链条上所形成的巨额垄断利润收入囊中。美国的科技霸权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集中表现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上。据统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进口国，2011年—2018年期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年均增速达13.97%。而美国通过知识产权的垄断为本国创造了大约1/3的GDP、3/4的出口额以及4000万个就业岗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法权观念下，保护知识产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并没有创造科学，它只是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科学并不费资本家的分文，然而科学的价值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合并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强力手段。当大量的知识产权被金融资本所垄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价格就会大大提高，远远高于其生产价格，通过这种方式，金融垄断资本就扼住了整个社会的“咽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