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公平谈起

　　在谈及教育改革的新闻下，经常看到关于中国教育公平与否的争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是公平的，因为高考只看成绩不看家庭。事实是这样吗？据人民网的消息，深圳中学2020年新入职教师中博士超4成，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该校开出的年薪高达40万。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2018年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以上。按照当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人年人均收入不过50000元人民币。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到云南山区支教的大连理工研究生辱骂学生，东南大学学生无故踢打学生。昭通的“冰花男孩”在上学途中满头冰霜，一时成为社交软件的热点头条。乡村教师老龄化，多学科老师匮乏。不同地区学生的教育条件，从这几则新闻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教育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疫情期间，西部地区的中学老师徒步翻山越岭送课本，还争论有同学没手机没网络的情况下要不要开网课。这时，北京、浙江的部分学校已经发放平板开始网上授课。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气候差异巨大，地理环境不同，有可比性吗？教育不公平是局限在地理环境中的吗？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产吗？疫情期间躲在案板下学习的小女孩，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案上是生活，案下是未来”。对比起同在湖北的其他学生有平板、有安静的书房、有一对一的老师在线辅导，女孩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撇开巨大的地理差异来看，就同一个城市而言，名校聚集了大量名师，能获得更多财政支持，不同高中老师的学历和能力都存在很大差别，薪资也有差距。比如最近备受争议的成都四十九中，没有出国名额，省市特级教师两人，而三十分钟地铁外的成都七中，每年出国学生超200人，省特级教师26人。教育不公从西北戈壁到东南海岸中普遍存在，同时一个省一个城市内教育差异巨大，所以教育不公不是简单的由地理环境差异，也不是由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特殊产物。

　　东莞，在本世纪初身处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区临近广州深圳，逐渐因为“繁荣”的非法产业而知名。后来，产业升级，东莞市加大对非法产业的打击力度，东莞吸引了华为等一批高新企业。位于华为小镇附近的学校，也成为近年广东学校中成绩进步最快的，有的学校一举挺进全国五百强。是华为员工的子女更聪明吗？当然不是，不管从哲学、人类学还是生物学上来说，这样的结论都是荒谬的。一个人认知能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是受教育情况。华为员工子女的家庭条件，往往是优于普通制造业工人家庭的。华为员工子女有父母的辅导，有能力到好的培训机构进行一对一辅导。而大部分的制造业工人不是缺乏能力就是缺少精力辅导子女，更没充足的经济实力送子女去培训机构。而那些没有随迁的工人子女，便成为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一方面要承担家庭重任，在缺乏父母关爱的家庭中成长，另一方面还往往被家庭寄予重望，在重压下学习。上面的新闻很好地证明，教育的过程和机会都是不公平的。而身处不同阶级背景的孩子，能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区别。这种教育的不公是根植在阶级矛盾中的。不顾大量事实，妄言当下教育是公平的或者现在的状况下这样的考试制度是公平的，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些理论的支持者觉得，环境和学校都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学生自己。他们经常“超人”般的说一个人只要优秀，不管什么环境下都能成为优秀的人。他们把人和环境剥离开，不管他们怎么狡辩自己也关注物质基础，承认环境的作用。他们还是把物质放在第二位，是唯心的先验的。优秀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优秀的标准也不是天然的一成不变的。

　　现在对教育公平的很多批评都指向“唯分数论”，认为只有对高考进行改革才能破除教育不公。这样的观点在一线老师中也颇有影响，他们把高考放到“指挥者压迫者”的位置，“高考的大棒在指挥着”这是笔者初中老师在对教育现状抱怨时常说的话，他们对高考这样的指责不无道理。“唯分数论”下，行政部门和群众看重升学率，按升学率给予不同的政策倾斜，为了进高升学率的学校，家长不惜贿赂走后门、放弃工作。他们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真正的指挥者不是显然易见的高考制度，而是这个“傀儡指挥家”的创造者——生产关系。

　　高考，它机械的把人按照分数高低分进“不同等级”的学校，这样形而上的方法是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人的潜力是蕴含在运动中的。这些对教育公平的批评停留在“唯分数论”是不彻底的，他们往往要求引入多种多样的标准、多维度的来评价学生，比如自主招生、特长生。人大等知名高校自主招生舞弊，一百万元进人大；艺术培训机构迅猛增长，收费奇高。艺术培训，被机构和学校当作敛财的机会，子女成绩差经济条件一般的家长成为他们的主要受害者。这些现象都在事实上宣布了，上述旨在通过改革教育考试制度来消除教育不公方法的失败。

　　也有人反驳道 “制度不够完善”。美国在多维度评价学生的考试制度上是完善的，但他们的教育是公平的吗？任何一个对美国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各族裔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差距巨大，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家庭优渥的学生在考卷上写满“BLACK LIVES MATTER”被斯坦福录取；高校教师高价出卖假证明，帮助资产阶级子女顺利进入常春藤；高昂的学费沉重的教育贷款，美国高校中的阶级分化更加严重，培养出来的学生更是有巨大差距“上层培养领袖，中产培养精英，下层培养螺丝钉”。实际上，多纬度评价的方法，只对家庭条件优渥的申请者有用，他们的故事对招生老师来说才是足够丰富多彩足够有意义的。

　　这些都说明，试图通过对考试制度的改革来获得教育公平是幼稚的，所谓的教育平等、公平不过是种空话，有的只有资产阶级剥削的平等、给钱入学的平等。有的人甚至宣称用教育市场化来“补充”教育的不公平，要把教育公平用教育产业化的方法生产出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教育应当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共产品”而市场化就是把它变作少数人“盈利商品”，市场化下的无产阶级是被剥削的对象，公平平等都是资本家的公平平等。市场化、产业化的做法是明显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它们的提出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它们出现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阶级利益。学习德国，中考便开始分流学生，去职高技校和普高的学生五五开，这不就是验证了前话吗？教育不再改变命运了，他们不再要更多中产阶级、不再要更多“人上人”，而是要更多的体力无产者来供养他们。教育是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在阶级社会，教育的目的是维护合法化的阶级矛盾，不管看似如何平等的教育，最终结果都必将指向合法的不平等。

　　人们简单地把自己遭受的不公、财富的多寡归因到受教育和学历的高低，而忽视本质的社会因素——私有制的扩张和教育“资本”化。如果只是简单期待上层建筑（高考制度）的改良，经济基础中的不公现状不解决，教育的公平就永远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