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要谨防陷入“四个误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动员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此大规模地系统性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我们广大普通党员而言，不仅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全面了解党史的机遇，更是一次难得的正本清源认知党史的机会。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要自觉清除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在党史方面出现的“杂音”，谨防陷入“四个误区”。

　　一是要谨防陷入“权力之争”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100年来，就在不断地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勇于面对问题，敢于纠正失误，善于同来自内部的错误作斗争。但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把正常开展的党内斗争归结为“权力之争”，庸俗为“争权夺利”“害怕大权旁落”，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例如，把古田会议之前的“朱毛之争”、遵义会议期间与博古李德的斗争、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甚至延安整风等等，都说成是“权力之争”。他们的蛊惑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是因为党内开展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会表现出“权力”特征。例如“朱毛之争”是由前委与红四军军委之间的关系引起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等，这种党内斗争表现出的“权力”外化特质，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如果不加以深刻分析、科学辨别，很容易掉进他们精心设计的“权力之争”陷阱。

　　党史上发生的党内斗争事件，都是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建党建军途径、处理党外关系政策策略等大是大非问题而产生的政治路线斗争。在探索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时，发生了认识分歧、观点碰撞，加上个人性格因素影响，使“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但无论斗争多么激烈，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是建立在坚定的革命信仰基础上的。虽然斗争形式表现出领导权问题，但都是出于“如何更好更快地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绝对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冒进，是迫切希望尽快取得革命成功。当年中央苏区项英、任弼时、刘安恭、博古等批判毛泽东，就是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右倾，认定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朱毛之争”的核心在“新与旧”上，即究竟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和巩固革命建立根据地。年仅24岁的博古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时，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策略，就是不想丢弃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苏区。李德的指挥虽然给红军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但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提着脑袋献身中国革命事业，也足以令人感动。遵义会议上唯有凯丰坚决反对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绝对不是他对毛泽东有什么个人成见，而是认为毛泽东不过是看过几本《孙子兵法》一类的古书罢了，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不可能领导红军走出困境。终归一句话，这些斗争都是在抱定革命信念的前提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而进行的，虽然表现出“领导权”问题，但都是为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挽救党，寻找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假若如一些人所言，发生的这些党内斗争就是为了个人的“权力之争”“争权夺利”或升官发财，试想，这些当年翻江倒海的人物，有必要投身到随时可能牺牲个人生命的革命事业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