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的余晖：大寨、南街、华西——大地上的中国

　　集体主义“活化石”

　　如果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做个调查，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是谁？人们基本会说，是大寨。

　　著名的大寨村，位于山西省的太行山腹地，至今公共交通还不是很便利。从隔壁阳泉市拉我过去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他开车3年，只拉过三个去大寨村的游客。

　　许是因为下雨，那两天村里游人稀少。

　　“来玩的基本都是55岁以上年纪的老年人，你这个年纪的，还真不多”，村口小饭馆的东北老板娘说，“等这些老年人都走不动了，大寨恐怕还要降档”。

　　她还说，饭馆生意越来越差，再过两年，他们两口子就打算退休回老家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与今日的“冷清”不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可是热火朝天的国民圣地。

　　1964年，毛泽东发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至1979年运动结束，这个当时只有400多人口的小村庄，共接待全国近千万人次、以及五大洲134个国家的2.5万名外宾来访。其影响力，远非后来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所能比拟。

　　原本大寨村十分贫瘠。建国初期，大寨共有700亩土地，零星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共4700块，平均每块地约100平米。地少而贫，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粮食亩产仅有87.5公斤。且灾害严重，每十年中有五到七年春旱，夏旱十有三四，秋旱十之一二，且因山高坡陡、石多土薄，不旱则涝，每十年还有一两年洪灾。

　　这样一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村庄，如何能成为榜样？答案是集体。

　　办起农业合作社后，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制定了依托集体治山治水的宏大计划。

　　从苦干一个半月改造白驼沟，到1955年发起“三战狼窝掌”（一人牺牲两人重伤），从在山上修建6个水库（池）、建成32.5公里引水干渠，到大力推进机械化，经过20年战斗，1979年大寨粮食亩产达606公斤，是1949年的近七倍。

　　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村，30年间向国家缴纳公粮360多万公斤，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受到中央肯定。“不劳动不能当干部”的标准，“海绵田”“三深种植法”等高产技术，大力兴修农田水利的做法，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样板。

　　“集体是社员的靠山，社员是集体的主人”，至1978年，大寨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长3.6倍，人均住房2间（孔），超过全国所有城市和农村同期水平。大寨医院媲美县级医院，文艺队、武术队等享誉中外。“大寨”，成为集体主义经济富裕、文明的代名词。

　　80年代后，大寨模式曾作为“教训”受到检查和嘲讽。与全国一样，大寨也将土地、集体资产分给村民。尽管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十年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工业实力薄弱，集体没收入没积累，十年四换支书两委丧失凝聚力，大寨逐渐“泯然众人矣”。

　　集体主义命该如此吗？

　　1991年，在村民及政府多方奔走下，“大寨铁姑娘队”骨干、原村支书郭凤莲阔别十年再回大寨任支书。

　　她带领村民成立村办集体企业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并到全国各地考察、合作，“以前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各方努力下，大寨羊毛衫厂、旅游公司、水泥厂、酒厂等陆续成立。

　　集体主义在工业时期照样好使。1997年，大寨生产总值达5000万元，2002年1个亿，2010年超10亿。集体积累、公平分配的优越性再次体现。90年代起，大寨人陆续搬入集体分配的单元楼、小别墅，中小学教育免费，老人可领取养老金，还有医疗报销，还可以领取分红……大寨再次回到聚光灯下。

　　今天的大寨难掩失落。村企中仅有制衣厂、旅游公司还在运转，订单还多是工作服之类。绩效好一点的酒厂在县里，饮料厂在外市，都是合资（更像是品牌输出）。旅游体验也较为落伍，传统观光、红色旅游缺乏创新，游客主要为消费能力与意愿欠缺的老年人，好在晋中地区将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放在此。

　　大寨村民，在村企上班月工资2000多，每年每人有1000元集体企业分红，3000元每户旅游公司股份分红。此外，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养老金，已经和全国平均水平差异不大——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农村福利制度初步健全的进步。

　　这种停滞并不为奇。中国工业去产能，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这种困难是整个区域性的。即便如此，大寨村民收入在山西农村地区依然是较高的。面对集体经济的起起落落，人们的心态、对集体的满意度也还不错。

　　人们心中唯一的阴云，都写在脸上，“只是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集体经济的灯塔

　　中国富裕乡村不少，但集体富裕且能保持的不多，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就是代表。

　　紧随大寨，捌玖十年代的南街村风头无两。1990年，南街村集体产值14亿，成为河南首个“十亿元村”。富裕起来的南街村，衣食住行、养老教育，甚至水电煤气、买菜钱都由集体承担，成为全国人民羡慕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南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当地人一直认为是毛泽东思想+好的带头人。

　　|南街村东方红广场

　　8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余晖隐去，由公转私的市场经济成为大势所趋。村支书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经济道路。

　　村里先是回收耕地开办起砖厂、面粉厂，并通过预定的先进经营方式，迅速滚动做大。随后相继进军食品、调味品、饮料等领域也大获成功，不少北方人的童年回忆“北京方便面”，正是南街村产品。在此期间，南街村推行“低工资、高福利”制度，快速完成了集体资本原始积累。

　　物质富不算富，还得加上精神富。90年代南街村就兴办了图书馆、养老院、大型娱乐活动中心等文化及公益机构。其中，村幼儿园师资、教育理念和水平，就已经是全国标杆。南街村中学，直到今天，在整个漯河市依然数一数二。

　　事实上南街村的发展壮大并不奇怪，捌玖十年代乡镇企业大潮，曾造就无数富裕村。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相关政策变迁，以及集体企业管理弊端的显现，2700万家乡镇企业或倒闭或由集体转私营，万千农民对集体富裕的第二次憧憬再次破灭。

　　而南街村的胜利，在于对集体主义的始终坚持。

　　南街村人将其归纳为“外圆内方”——即对外采用灵活的市场经济，对内实行高度的集体主义。除了主要宣传阵地东方红广场，他们还在每栋建筑物上镶嵌毛泽东思想及集体主义相关语录，南街人从小在这种教育氛围中长大。而屹立不倒的毛泽东思想和集体主义大旗，也帮助南街村收获了众多外部关注与帮助。

　　|南街村标语

　　随着市场经济迎头赶上，今日南街村的福利显得不再那么高高在上。我坐的顺风车司机夏师傅，以前就在南街村企工作。他如今在漯河高铁站旁的鞋厂上班，由于是熟手，每天能赚300元，月收入捌玖千不是问题。而在南街村企，同层级的收入比较平均，一般在4000多元。

　　南街村规定，在村里工作15年可享受分房（使用权，退出或去世需归还），但像他这样有追求、有能力的年轻人，几年下来多赚的钱，也可以在县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自由市场经济下，只要肯吃苦，获得的生活质量也不低。

　　无独有偶，路上偶遇的一位朋友就是南街村人。南街村人热情、淳朴，他邀请我去家里参观、就餐。

　　他曾是村企销售，觉得村集体虽然稳定，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便选择出来创业。南街村人相对比较单纯，内部及渠道商也相互信任，结果一出来就被骗，损失了500万。

　　随着社会关系稳定，他本想鼓动妻子也出来工作，但家里人和妻子都不同意。高福利制度下，村里工资虽然不高，但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在南街工作到退休的人，三五百万资产比比皆是，南街村人的富裕，真不是盖的。

　　南街村抓住轻工业黄金期崛起，今天面临的挑战，也正在于相关行业的巅峰期已过。一面是发展的乏力、人才面临一定流失，一面是集体福利能增不能减、集体主义的大旗不能倒，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但这些都是产业结构的正常调整，与集体主义并无特别关联。外部也常有质疑，说南街村模式靠的是国家贷款，但有几家企业发展可以不靠贷款？相反，今天南街村强大的集体积累与品牌价值，稳定、高素质的工人和管理队伍，忠诚的渠道商体系，这些集体主义强大资产，正是自由市场之稀缺。南街找到新的、好的发展点，依然可以再次腾飞！

　　路上偶遇王宏斌书记。他1974年回南街，1977年任支书，至今已47年。当下中国基层治理往往一把手调动频繁，乡村仿佛成了升迁跳板，这个扎根一方水土、实事求是、信仰坚定的老人，何尝不是浮华社会中的一座灯塔。

　　这位老人亲切、随和，由于还有一个接待，只能在村委会路口简单聊几句。

　　他说，“今天的南街村，依然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不少舆论赞美南街村已处于中级阶段）”“只要去实践，我们的社会离共产主义就会近一点”。

　　南街，依然是中国集体经济的一盏明灯。

　　天下第一村之困

　　江苏无锡华西村，闻名遐迩，集体分房、分红时的轰动，以及近年面临的困难，在各种报道上屡见不鲜，在此不过多赘述。

　　六七十年代大寨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捌玖十年代南街抓住轻工业黄金期，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华西把握西部大开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机遇走偏重工业的路径。三个村庄加一起，清晰反映着中国产业升级之路。

　　中国产业还在继续升级，三村逐渐跟不上时代，则是他们衰落的根本原因。

　　华西村的起落更为典型。尽管华西村民认为目前的困境是疫情所致，是短暂的，但要明白，华西重资产的经营思维，与今天轻资产运营主流思维相左，才是衰退关键。

　　作为华西支柱产业的钢铁和纺织，近年面临巨大的产业调整压力，陆续投资的众多资源型领域，亦难言理想。后期重点发展的旅游业，也散发着浓郁的重资产风格，譬如328米的龙希国际大酒店，装修金碧辉煌，四处展陈着名贵沉香木、石雕、金器，以及著名的一吨重大金牛，这些“土豪风”重资产，并不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

　　华西对“天下第一”仿佛有执念。村里的大金塔、148吨的铜钟王，村外斥巨资仿建的天安门和长城，以及各种“世界吉尼斯纪录”，旅游体验并不佳。2011年购买的直升机，也因为机场紧邻居民区噪音扰民而基本废弃。反倒是华西游套餐上的社会主义、吴仁宝及华西村发展展馆，独一无二，令人印象深刻。

　　|飞马水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新桥镇。新桥也是著名的纺织业重镇，海澜之家便坐落于此。而海澜之家的成功，也证明了今天重运营可能要优于重资产。

　　同样，华西旅游也被海澜之家的飞马水城“抢去风头”。

　　飞马水城占地1000亩，号称东方威尼斯，以马术表演、博物馆、美术馆、水上休闲娱乐为特色，涵盖奥特莱斯及主流百货、餐饮品牌，环境优美、时尚现代，尤其晚上的烟火表演，成为无锡乃至整个苏南区域的旅游新地标。

　　从华西出来进入飞马水城，也让人有一种从严肃、仰望到放松、平和下来的心理感受。

　　当然，华西村的集体积累与资产依然丰厚，村民生活质量、心理状态都还不错，但随着吴仁宝老书记的去世，华西光环的消退，高资产、高负债经营的困境，以及家族化管理的弊端显现，华西村人对未来也开始产生疑问。

　　我们还需要集体主义吗？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集体主义可以凭借低工资进行个体“自我剥削”，促进集体资本快速积累，加之集体生产的稳定性，其竞争优势是巨大的。大寨、南街、华西三村莫不如是。

　　后来三村各自面临困境，也并不奇怪。

　　若把三村作为三个企业看待，可以自然看到，他们面临的困难，不过是企业生存发展正常周期。甚至绝大多数企业，压根不会有他们长达三四十年、六七十年的生命周期。

　　企业经营，重要的是把握市场形势因时而变。当三村完成集体积累、形成路径依赖后，逐渐跟不上形势，困难便再所难免。

　　随之，人才欠缺、管理不善的现象，也在三家“企业”身上显著体现。

　　这些集体主义乡村，都有着强力乡村能人。但能人的“能上不能下”，决策缺乏足够制衡，以及决策者本身的老龄化甚至家族化，年轻能人断档，又成为再发展瓶颈。

　　大寨村掌舵者郭凤莲74岁；南街村王宏斌70岁；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去世时85岁，现由其子女继续经营。时代的淘汰是现实而残酷的，乡村能人们再能，思维、技能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上时代。

　　我们正迅速进入数字化时代，科技+资本，辅以文化创造，成为发展主驱动力。

　　陈春花教授在其新书《价值共生》中指出，数字化时代企业关键价值已从“满足顾客需求”，变成“能否为顾客创造需求”；因此组织面临的挑战，需要更多依赖个体创造力；强个体崛起，其对组织的贡献增强而依赖性减弱，组织需要更多地赋能而非强调管理；同时，人们更关心领导者的价值贡献而不是权威和岗位，领导者是否真正愿意放手、改变自己，也是组织变革的关键……

　　时代终究是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不能将企业经营管理的落伍，市场竞争的不力，简单总结为集体主义的失败。

　　相反，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体组织的凝聚力，一只稳定高素质员工队伍，以及外部对集体品牌的信赖，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是稀缺优势。集体主义，必须且理应发挥出更强大生命力！

　　视野离开三村，近两年我所调研的许多村庄，都在若隐若现地呼唤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或是商业与乡村结合的解药。

　　河南修武县的后雁门村，绿色食品云台冰菊的培育和经营者宋总，这两年就在思考如何带动共同富裕。

　　但他不敢与分散的小农合作。小农作业标准、出品品质难以管控，良莠不齐，一旦对外输出，对其品牌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还有一个较大的潜在风险——“一户小农可能只种两三亩，按市场规则，如果品质不合格，我可以拒收。但他如果跑去镇里、县里闹，跑去上访，上面发话下来，你该怎么办？其他农户跟着效仿呢？”

　　所以，“公司+农户”的方法有其天然弊病。宋总希望的，是村里成立集体合作社，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再通过“公司+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带动乡村共同富裕。

　　在成都蒲江县箭塔村，在乡建者伍茂源帮助下，农民作家、赤脚医生、生态种植者等数十位“觉醒者”团结起来，成立社区营造中心和理事会。他们联合起来共商发展、共办活动、共建箭塔品牌，走出了一条即便没有乡村能人、新乡贤、外部资本注入，也能自发组织起来搞发展的集体主义新路径。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也许光讲乡村还不够，那么，城市就不需要集体主义吗？

　　城市更高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有企业/单位作为集体进行整合、衔接，只不过乡村以地缘或血缘构筑集体，城市以契约形成集体。那么，你可以脱离企业、单位，独自一人开展业务、发展壮大吗？你可以只讲个人主义，不讲集体协作、集体主义吗？

　　尤其数字化时代，科技和市场自由下，个体正被切割得越来越细小、越来越孤立。我们可以一个月坐在家中，点外卖买日用，看电视玩手机，看视频玩游戏。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市场对个体的碾压与麻醉。

　　当市场为了利益日益切割、分散个体，作为个体的我们，要实现更大的个体价值而不只是市场价值，就更需要走向社会联合、寻求集体合作。

　　那需不需要集体主义？答案显而易见。

　　未来之问

　　回到三村未来之问，答案并不复杂：继续发挥集体优势，自我变革，引进人才，继续走在时代前沿，才能不负内外热望。

　　由于地理及市场较封闭，大寨不适合搞工业，要做的应是做强文化而非实业。但选择的合作对象，应当是具有现代、时尚基因的企业，而不是观念落伍、只能携手走向淘汰的企业。

　　不管是大寨酒还是旅游，需要开发年轻群体。革命精神对老年人来说是怀旧，看一看就行，能不掏钱就不掏钱。对年轻人来说，却是永远的时尚。大寨红色旅游，也不一定只能怀旧或针对党员教育，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有文化底蕴的时尚体验。近几年，各种老牌企业、景区纷纷变身为“网红”、新国潮，就是可借鉴对象。

　　南街村需更注重运营，加强市场研发、品牌运营，而非过于强调产品研发。

　　以旅游为例，难道只有党政机关、老年群体对集体主义感兴趣？事实上，强调私有、个人自由的市场经济下，所有企业、单位都有加强集体精神建设的需求。在南街村这么一个灯塔下进行集体主义学习，总比去一个度假村关起门来拓展、团建要来得深刻、生动吧？

　　华西村同样如此，而且其自然生态、土地储备、观光农业基础等，均是上述两村无法比拟的。同时，华西村的投资应抓住地处长三角优势，成立投资基金引进专业人才，往高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方向延展，而非继续投向资源占有型、重资产型领域。

　　一二三产兼具，强大的资本实力，集体主义深厚底蕴、整合力强大，华西的“天下第一村”，完全可以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第一村”！

　　包括三村在内，当我们说到集体主义，往往想到的是集体分配。恰恰相反，集体主义的优势，首先应该是集体生产而非分配，有了丰富产出，才可能有集体分配。

　　其次，集体的形成，应是现实需求而非意识形态。是个人跑去市场上单打独斗强，还是集体拉出去优势大？集体善谋长远，多数市场竞争者只能求于当下。因此，集体主义本质是个人利益放大化，是在一定背景下为了个人更好的实现或获取个人价值的一种更优途径。

　　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并没有那么对立。我们要提防的，一是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化，或向市场经济投降。集体主义首先是经济，然后才是“主义”。客观看待优劣，与时俱进调整，任何时候都不落伍；

　　二是以集体主义为名行个人主义之实，以个人为中心搞英雄崇拜，或回到小农式的家族化。这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过往许多村庄因为强力带头人崛起又陨落便是例子；

　　三是刻意混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先需有明确的“私”，才能有为了更长远、更大化个人利益，合理、明确地向“公”让渡“私”，才会有健康的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打压个人，以集体权威压制个人，或混淆公私边界谋私利，才是真正破坏集体者。

　　所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论，本质都是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关系。国家主义以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为代表，个人主义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代表，集体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代表。

　　与自由市场一样，集体主义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发展方案。它不仅不落伍，更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实事求是，互相借鉴，勇于实践，与时俱进，是所有主义发展的共同使命。

　　当集体主义收拢起它的余晖，穿过昏沉夜色，我希望它会迎来更璀璨的光明。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大地上的中国》专栏文章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