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果真有唯物史观传统？

　　哲学上存在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三大思想。

　　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上虽然同属唯心主义阵营，但政治上却与唯物论走的更近，这在欧洲一神教兴起后看得更清楚。欧洲早期革命者经常借一神教基督的名义与暴政抗争，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必然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领域又是天然的唯物主义，此时此刻唯物与唯心的界线是模糊的。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取得对主观唯心主义绝对压制后，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必然分道扬镳，必然为争夺“一元论”主导权而斗争。纪元后欧洲情况大致如此：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联手压制主观唯心主义，取得绝对压制权后“联盟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争夺“一元论”主导权而斗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上为争夺话语权而斗争。

　　注意了！所说“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联合”、“联盟内部”，既可能发生在两个实体（或派别、主体）之间――甲派别以信仰唯物主义为主，乙派别以信仰客观唯心主义为主，亦可能同一实体，他兼有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倾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另些方面表现出客观唯心主义倾向。其实“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联合”大多表现为后一种情况。

　　东方中国与欧洲情况有所不同，或者说是截然迥异。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联手对阵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这与欧洲情况是相同的，但是“联合阵线”败下阵来，从未取得过压制权，哪怕一次也未取得过，这与欧洲是不同的。我这里就举例墨家学派、道家学派（含道教）、儒家学派这三家在中国历史中作用来说明。

　　墨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但是光彩照人，就象天际划过的一道流星。墨家创始人墨翟本人的事迹很多很传奇，他既是一位反战和平人士，也是一位反对厚葬、主张节葬人士，他既是动手动脚的工匠，也是动心动脑的科学家，中国早期科学成就主要保存在《墨子》一书中，特别关于“力学”和“光学”部分达到当时最高成就；他还是一位宗教有神论者，他的“天志”和“明鬼”学说是个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学派，你说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他在科学和工程上的成就足可堪任唯物主义，可就他建立宗教学说和派别，并且身体力行看，又是十足的唯心主义。

　　与墨家相似，其他两家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和方面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另些领域和方面又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学派不同，涉入领域各异罢了。比如墨家隐没于世后，道教应该是中华科学和工匠的主要承担者，这估计很少不同意见，早期道教还是个政治军事组织并且卓有成效，差点执掌华夏。就这两点看，道教的唯物主义倾向是非常浓郁的，但道教在历史的定位显然是唯心主义，并且主要表现出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他是信仰天的，他相信上天存在天庭，就象人间存在皇庭，并且天庭大于皇庭，既管天，也管人和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再说儒家：他无论学说建构和个人行事风格无不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并且是主观唯心主义，他的道德学说比如“格致诚正”，比如“修齐治平”、比如“三不朽”、比如“三纲五常”，比如“性命学平”等无不渗透着个人精英价值观，都是建构在个体价值观上的；虽然他也信仰客观唯心主义的承载“天”，但是商周以后的“天”在中国语境中，主要是道德承载，是个虚拟主体。但是儒家与政治的超强结合性，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性，对现实功利的趋利性又使他表现出超强的唯物主义倾向。

　　因此说与欧洲不同，纪元后执掌中国的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儒家，他既唯心（主观唯心主义）又唯物，中国未象欧洲那样表现出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争夺意识形态“一元论”主导权、互争高下；唯心的时候恰恰以最唯物的外观呈现（重阴必阳），唯物的时候恰恰以最唯心的外观呈现（重阳必阴），就象去势之男――不男不女，比如他追求的“格致诚正”和“修齐治平”，其内涵极其唯物主义，极其现实现世功利，拒绝来世，但是他的承载者是一个个个体精英，一代一代不息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表现出强烈个人精英的主观唯心价值观，再比如他话语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似乎很唯心，然而又“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恰又很唯物。

　　总之，先圣孔子的“子不曰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表现出无神论倾向，深深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而欧洲基督教一统欧洲两千年，但不能就此认定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唯物主义。目光短浅，极度的追求现实功利，只看到当下，这不是唯物主义。

　　×××××××××××××××××××××××××××××××××××××××

　　论坛发表了胡懋仁的《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这个观点正确吗？

　　通读全篇，首先方法论上就站不住脚。他把各国各地区历史长短作为论据，而不直接举证中国历史具有唯物主义传统。

　　【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之前，欧洲的历史几乎都是碎片状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虽然有着它们各自的历史，但这些历史由于时间太短，根本不容易让人们发现其内在有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明虽然也受到过外族入侵的冲击，但没有被打断。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相对完整的。完整的历史经历的时间又漫长得多，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了解、认识和研究就有了更多更丰富的材料。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提出“以史为鉴”的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真是奇闻！第谷长期观察天象，积累了大量观察资料，他却没有发现什么“规律”，倒是开普勒在他积累基础上发现了“行星三大运动定律”。这种现象无论科学史上还是人文历史上都不乏其例，何来历史绵长就能发现规律？最多也就创造了有利条件；何况其他条件不利，历史绵长很可能恰恰就是得出谬误的诱因。中国历史相对于欧洲确实很长，记录比较连续，然而其他条件不利，这恰恰导致中国未能发现历史规律，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宫斗剧，初一到十五，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能从中各有“发现”、各取所需，谈何规律，倒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人民真正有可能重新发现历史及其规律，那就是阶级斗争。

　　其次，既使发现了真正的规律，如果关于他的解释不正确，与“唯物史观”失之交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来“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的铁板钉钉？不错！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历史资料汗牛充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代君王精英哪个没有发现天下兴亡的“规律”，可他们中又有哪个“唯物史观”了？他们发现的只不是尔虞我诈、血肉征杀、你上我下、历史轮回的英雄史观，以及以文章打天下的巫傩史观，真正称得上唯物的，充其量不过几则雕虫小技。

　　正如一位网友跟帖所说：历史唯物论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长短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自然科学的物质基础。是的，历史唯物论的产生需要自然科学的物质基础，但他仅仅一个必要条件，而不充分；事实上历史唯物论的产生条件非常苛刻，绝非此地三两句话可以说清，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说：欧洲固然是唯心主义猖獗之地，然而恰恰也是唯物主义昌盛之所。这为我们今天所见，任何不持偏见者都可看见。但要解释也绝非三两句话可以敷衍，这个看法只是基于我的道学观：

　　【任何大象都是二元对立的，包括自然和社会历史，更包括人类自身，男女两性就是大象，因为两性才有生命繁衍，才能进行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才能发现自然。这种二元对立可以用“太极”、“阴阳”去描述：同存同灭、阴阳互抱、互根互生；互补互衬、互为背景；阴不侵阳，阳不犯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阴则不阳，过阴则过阳…等等。

　　唯物与唯心也是大象，因为这个大象，才使发现历史和发现自然成为可能，真正的欧洲历史恰是在“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的唯物唯心二元最高分裂后才发现的，

　　“太极”、“阴阳”涵盖所有自然、社会历史、人类自身、思维等领域，而他本身的解释又充满玄学，越解释越玄乎，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自然、社会历史、人类自身、思维等领域去实际观察，因此我推崇哥德尔所说：我们人类发明的任何形式系统（包括自然、社会历史、人类自身、思维等所有系统），哪怕他有完美的形式，但其证明都是不完备的，系统内部总会存在本系统无法证明的真理，但是人类心智确实可以明白，其原理正是人类心智本身就固化有太极思维中的互补机制，可从“外部”观察和理解“内部”】

　　我们知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物史观、唯心史观等术语都是随着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入中国本土，中国本土也有心物二元观；但是西方二元观中的“唯物”与本土二元观中的“物”是否同一？这不能想当然，近现代大量西方术语进入华土，那仅仅语言对译，哲学内涵外延是否对等同一，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救亡图存压倒一切，随后又阶级斗争为纲，西方文化进入华土的一百多年来华人尚未安定消停过，这种情势下，这项工作远远没有展开，哪怕再有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也还远远不够的。这项工作不扎实，何来“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

　　胡文很可能受中国有神论不发达的暗示，以为既然有神论不发达那就必然唯物论发达，其实不然。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唯物”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唯物”中的“物”并不仅指“物质”中的那个“物”，含义非常丰富，同一个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唯物性”强弱也是不同的。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关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里就突出“生产力”的更强唯物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基础，就具有更强的唯物性。可见同一个“生产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唯物性”强弱是不同的，其中的“唯物”都是指物质活动中的那个“物”。而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关系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属于社会存在，就具有最强的唯物性，其中的“唯物”既指物质活动中的那个“物”，而更强调他不为主观意识所左右的“客观”和“存在”那种性质。

　　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一个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唯物性”强弱是不同的，甚至内涵也会宽紧变化。为此我撰写了一篇铺垫稿《物质、形而上、时间、空间、心灵意识精神、存在》，对中西文化中“物”的概念是否同一提出看法。我的看法，他们的差别很大，中国文明演化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之路。人类既使完全隔绝状态下各自文明演化，也可能演化出完全一样的观念，也可能外观相似实质大相异趣，更可能“郢书燕说”，总之中西文化虽然都有二元观的形式，但是其中的“物”未必同一概念，只是满足语言翻译上的对译需要。

　　事实上本土虽有二元观念，但却不曾产生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以本土二元观念中“物”去理解“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中的“物”，那纯属“郢书燕说”。这种情况绝非个例，比如有人说西方是神本主义文明，中国有神论不发达，于是想当然以为中国是人本主义文明。其实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亦是一对阴阳，他必然同存于一个太极，同存于一个实体，当然是指同一个文明实体；中国未能发展出神本主义传统，那也不可能有所谓人本主义传统。中国本土确实亦有“民本”这个术语，但他是与“官本”相对应的，西方是“人-神”对立，本土是“官-民”对立，其中虽然涉及同一个术语“人”（或“民”），但他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如果说西方是基督一神教文明，那么与之等位说法，中国（中原汉族地区）应该是巫傩文明，北方称作萨满文明。巫傩文明当然比萨满文明更高级一些，但与一神教文明相比，他们仍同属一个档次。以本土的“民本”去套西方的“人本”，更是一种郢书燕说。

　　中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本土原汁原味的史学观倒是蛮有特色的“五徳始终说”。“五徳始终说”至少就其形式而言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外壳，但你一旦用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的“唯心主义”去套，立刻就会发现其中亦有浓郁的“唯物主义”味道：“五徳始终说”注解的中国历史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这还不唯物？与西方基督教以神学传说当做真实历史相比，那还不算唯物？因此无论用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难以套用“五徳始终说”，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天人一体”观下的历史观，哪有“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甚至“五徳始终说”至今仍在潜意识中深深影响中国人的思维，特别精英阶层，那些人一旦到达那个阶层，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物降一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英思想，会有多少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唯物史观”呢？中国两千年的治乱循环周期律改朝换代史，哪一次产生过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呢？

　　形似唯物实质唯心，并且是最低档次的唯心――也即“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只配用在每晚《新闻联播》后的宫斗剧剧场供消遣。这是我对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看法。

　　中国文化界以本土概念去套西方概念，这在当下很流行，很多情况下因为语言对译上的需要却被看成文化观念上的相同。这种做法有学术上难以克服的原因，但具有价值中立性，除此外更可能出于某种“心理”需要和功利指使，他不具有价值中立。胡懋仁的《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并不偶然，两年前本坛也曾有过一篇《为何只有中国人能推动马克思主义？》，那也是一篇奇文，我也曾写过两篇反驳文。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产生自己的土壤推动革命和社会进步，倒是老远的要拜中国人去推动！！！你当马克思主义真的如此脆弱？

　　解读这些说辞观点，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相关背景，无论这些背景与这些说辞观点是否存在关联。

　　背景之一：国际国内理论界始终存在一股声音，不承认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不承认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这股声音溯及到1949年革命。事实上早在国际共运内部（包括斯大林本人）就有怀疑中共所领导革命的性质。这股声音认为1949年革命仍然是两千年来治乱循环“周期律”的一次革命，虽然少数马克思主义精英超越了时代，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走在了历史前面，但是少数精英不能代表社会整体。

　　“文革”后一部分所谓“革命者”及其后代以“改革”名义占有人民财富的行为，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比1949年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做实了包括国际共运在内的怀疑：1949年革命的“均贫富”到“文革”后以“改革”名义占有人民财富，短短五十年都不用，这与中国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毫无二致，他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

　　面对这个怀疑存在两股极端对立的解释：解释之一我称之“维护论”，这派观点承认“文革”后的复辟事实，但却坚决维护1949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认为1949年革命与“文革”后复辟是两个独立事件，但没有必然关联，认为“文革”后就是对1949年革命的背叛，是一次复辟；解释之二我称之为“历史论”，这派观点认为这并非两个独立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又一次治乱循环“周期律”下的“革命-复辟”；要说有所不同，就是时代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一切罩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外衣，其实中国历史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土壤，要在中国运行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改造这块土壤，也即必须先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那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

　　背景之二：存在形形式式社会主义，他们都自称社会主义，有些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些拒绝与马克思主义沾边，形成了各种思潮，相互攻讦，争夺未来社会发展权。苏东体制失败后，世界必然将目光投向中国体制。

　　胡文所代表的观点是否与这些背景有关？但无论如何，事实上形成了某种“回应”。“维护论”与“历史论”都对“文革”后的复辟深恶痛绝，不承认他的既成事实，但他们的解释截然不同。“维护论”主观意向上既不承认“文革”后的复辟既定事实又要维护1949年成果，但在客观上对“文革”后复辟的批判又是软弱无力的；“历史论”则将视角转向更深刻的中国历史，从历史中指出原因，寻找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维护论”重在批判资本主义，“历史论”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更在批判封建主义。

　　毫无疑问，我本人是赞成“历史论”的。他必然要将1949年的革命与“文革”后的复辟当做一个整体事件和过程看待，把他置于中国大历史中看待。既反对“文革”后的复辟又要维护1949年成果，投鼠忌器，这极大的考验我们左翼势力的智慧和理论能力，欲速则不达，不能为修补一个理论缺陷而埋下更多理论陷阱，要为后来人留有更多思考空间，这又极大的考验我们当下人的意志和勇气。

　　这是我与胡文所代表观点的不同，我本人也非常赞赏胡懋仁同志的其他观点。期待交流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