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

　　在西方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选票来获取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可运用现有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剥夺雇主阶级的权力。他们声称，以这种方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良现有架构逐步地引入，而无需暴力。

　　“议会管理国家”，“议会是依照人民的民主愿望选出的”，看上去是挺美的。但事实是，每个想通过议会引进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战略遭到了惨败。资本主义堡垒并没有自动崩溃，反而是1918年和1923年革命运动的被镇压、以及1933年拱手让纳粹取得政权这几个著名阶段，使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了崩溃。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后来在1935至1938年间采取了考茨基的类似的战略，同样导致了流血的失败。在1944至1947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其它一些欧洲小国的共产党又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次它们还是失败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人民联盟领导下，这个战略被应用于智利。在智利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是如此地兴高采烈啊！和平过渡终于有了一个样板了，似乎从此以后十月革命道路就此过时了，永远地结束了。但是不久的事变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智利，将军们推翻了阿连德，智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摧毁。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家们看来还不愿意从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1月，葡共严格地执行了“反垄断同盟”和“进步民主力量”的战略。该党甚至参加了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清醒计划，而是由于激进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大垄断资本的势力被有效地排除了。可是，资本主义根本未被消灭。在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化部门的比重最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资产阶级远没有衰弱下去，反而发起了反扑。工人阶级远没有迅速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反而迷失了方向、被迫采取守势，并发生了分裂。

　　阿连德为什么能够上台？当时智利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眼看革命可能胜利，人民群众拥护的阿连德就要成为智利人民的领袖，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右派军队如果立即对智利人民进行镇压，那无疑会激起人民的武装斗争浪潮，而这是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愿看到也不能对付的。于是他们在有条件下同意阿连德上台，他们要阿连德不要动智利的反动右派军队，阿连德同意了，他们要阿连德不要武装智利工农，阿连德也同意了。阿连德同志也许是太天真了，也许是认为事情要慢慢来，可是等到阿连德上台后，智利人民觉得万事大吉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后，在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右派军队突然发动了政变，又一次四·一二式的政变，革命人民受到了血腥的屠杀和镇压，阿连德也惨遭不幸。

　　阿连德没有解除右派军队的武装，没有武装工农，在这些最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了交易。但是在最后他自己亲自拿起枪来了，并且亲自向发动政变的右派军队开枪。他用自己的最后行动告诉了我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如果不是过于天真的话，至少也是有条件的。考茨基、赫鲁晓夫之流（中国称之为修正主义）代表了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非常机械和错误的观点。它把资产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处于所谓社会实体之外。它还认为工人运动有能力逐渐地、平静地使这个社会实体中与资产阶级统治异体、并反对它的力量团结起来。然而，这个观点完全背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权，工人们就要在物质上依赖于统治阶级，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就要受这个依赖的限制。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生活水准，都由经济机构的最终分析所决定，而这些机构服从的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获取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同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仅包括镇压工具，而且还包括思想控制工具。这种政治统治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绝非不过问，而是时刻向其中渗透（当然，渗透的程度有所不同，这要依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定），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所受的渗透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些条件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逐渐集结起社会中所有的进步力量，来对“资本主义堡垒”实行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包围，这只是痴心妄想。

　　一般情况下，近代西方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通过投票来打倒资本家？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资产阶级在它的“堡垒”周围控制着无数的机枪掩体。这些防御设施使任何长期的集结和包围成为绝不可能的事。它们可以被拆除，但这只有在特定时机到来时才做得到，即在各种情况出现巧合，使得敌人使用它们的能力短暂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才做得到，但是这个时刻绝不会延续很长。它被称做“革命危机”，这是因为，任何解除资产阶级防御的企图，都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机构解体，并引起局势的极度紧张。这样，非但远远不能进行平静、安稳的包围，而且恰恰招致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首先要力图避免的事，即阶级力量之间无情的正面较量。只有不去碰那些机枪掩体，这种力量较量才能避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进行包围，甚至谈不上集结起包围所需要的主要力量。如果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引进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银行家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片工厂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过失全推到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头上。

　　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银行家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片工厂都因“老板罢工”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中国的走资派对付毛和造反群众的做法亦不外如是。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

　　改良主义者认为国家机构是中立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看到它并非中立。

　　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和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

　　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

　　在国家机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该体制有何意见。他们被教导去做可笑的操练，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在阅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

　　在任何军队里，最可恨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兵变。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兵变仍要处以死刑。下达命令的又是谁呢？

　　很不幸，指挥系统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人--以及有权把别的士兵提拔到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人--是将军。

　　当然，理论上将军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无法取消这些命令。而且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干了什么事。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他们的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政府则拿它没办法。

　　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出身牛津或者西点，加入了某些团体，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出入于同样的豪华夜总会，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这些都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背后则是垄断资本的银行家。皮诺切特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他的口号就是“用政变稳定金融秩序”。

　　因此，如果左派政府当选，它首先将面临银行家阶级大规模的经济怠工（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钱财，囤集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有人认为这不会引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全面对抗，而且甚至不必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无产阶级就可以逐渐夺取“统治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利用这些资料来实现所预期的利润时，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当利润率下降时，以及当所实现的利润比所预期的要少时，对资本家们来说，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如果把新积累的资本用于生产投资，便不能保证立即收益。这样，投资、生产和就业便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此时，一次危机会接踵而来，这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老实”，也不是由于他们想策划反对左派政府的“阴谋”（虽然这些因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联系。任何一系列涉及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真正改革，以至任何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器（“垄断资本”的统治机器）的全面攻击，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结构。此时，资本主义式的反应——投资的停止、经济平衡的破坏、资本的流失、以及通货膨胀的加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招致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这个下降只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深社会危机。这样，就会触发一场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的大动荡。在这场大动荡中，认为可以长期地和平静地对资产阶级统治堡垒进行“包围”的观点就彻底变得荒谬透顶了。如果包围者们此时不迅速地和坚决地采取行动，他们就有被埋在堡垒残骸底下的危险。

　　如果阿连德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院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如果社会主义者顶住了所有这些压力，那时将军们将着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阿连德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对他们的上级。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

　　只有当人民大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

　　但是，只要旧统治阶级的权力没有被根除，它总会有办法使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放弃罢工。当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他们的团结和信心会大打折扣。

　　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在此期间，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印刷品和电视可以再次开始正常地履行职能，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则可以逮捕“煽动份子”。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将不再反映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

　　在1968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有人会举出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来作为例子，可是印度究竟得到了什么？讲穿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蒋家王朝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进攻正面临着惨败。英国是最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妥协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不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上台，承认印度名义上的独立，印度共产党中必然会有人起来搞武装斗争，印度将成为第二个中国。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成功后，印度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印度共产党中倒有不少人以为可以靠着议会斗争和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了，直至最后取消了革命。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菲律宾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曼德拉上台后，为他的出狱斗争了二十七年的温妮得到的是一纸离婚证书，至今南非广大黑人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土地和几乎一切仍然在白人种族主义者手里。

　　马克思主要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革命原则，说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来代替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并不等于不用旧的人员。没有那个政权能够这样而存在。阿连德总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实现所有能使生产按照社会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规律恢复起来的条件，这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镇压任何有能力阻碍这个社会主义“正常化”的资产阶级势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能容忍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尊重以及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任何屈从。共产主义意味着打破各种幻象——无论是官僚幻想，还是宪政幻象，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自治才是现代政治的唯一出路。如果不能形成劳动者的互信和自治，那么人类只能接受奴役的命运。牢记阿连德总统的血的教训，牢记他在最后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殊死作战的示范，已经流去的献血是不可挽回了，但不要让他的鲜血白流。

　　（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