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袁隆平】杂交水稻为何诞生在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大协作！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不幸逝世，享年91岁。
顿时，全国人民陷入了巨大悲恸之中，我们的主流媒体也建议为袁隆平的逝世降半旗志哀。
小兵在为失去这样一位共和国的脊梁痛心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杂交水稻能诞生在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呢？
号称现代中国四大新发明的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竟然全部诞生在毛主席时代，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吗？
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一穷二白吗？
不是说，那个年代，我们的科研水平不高吗？
不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不重视知识分子吗？
不是说，那个人民公社下的大锅饭，不好吗？
当小兵去深入历史，了解到杂交水稻诞生的不平凡的历程之后才发现：杂交水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最应该感恩的是毛主席为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科研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直号召要打破专家迷信，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对优良品种进行培育和推广的工作。
1957年国家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推广良种就是他们的重点任务之一。
我们看到，袁隆平在与李必湖和尹华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在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内在原因时，受到了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的启发。
袁隆平晚年，还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毛主席的诗词《长征》，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怀念，这首诗词也是袁隆平最喜欢的诗歌：
袁隆平用长沙话朗读毛主席的长征诗
当年，他们研发的稻米新种，被称之为“革命稻米”，这是有着很强的时代特色的，这一特色也说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是离不开那个时代条件的。
首先，袁隆平继承的，是整个人类知识的结晶：有苏联的，有英美的遗传学理论，也有中国农民的实践。
1956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他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堪称世界首创，被称为矮杆革命。
北大荒原来是不能种水稻的。1963年，经过杂交，终于培育出抗低温的水稻种子。
在毛主席时代，有一位研究杂交水稻非常出名的“大老粗”李贞生，他在1967年就培育出了水稻和玉米杂交的“玉米稻”，《人民日报》曾做过报道，他的事迹还被编入了教科书，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合拍了科教片。
李贞生培育出的玉米稻，粒大饱满，杆高，抗倒伏，抗病力强，抗旱，高产。
那是一个鼓励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
李贞生，虽然因为没有文化、不会写论文，没有获得什么荣誉，但历史已经将他永远铭刻！
1966年4月15日，英文版的《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通过赵石英的推荐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并发函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工作。
从此，杂交水稻研究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为之组成全国范围规模庞大的攻关协作网，一批批“武林豪杰”大量产生了！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发现的被称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其实，1972年，朱英国在海南也发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名叫“红莲”，杂交水稻研发存在着多路共同推进，共同分享研究成果的现象，那几粒罕见的稻种，不是每个人都捂在自己的手掌心，而是非常自然的贡献给国家，分享给过来索要种子的科研工作者。
“野败”系就被分发到了全国30多个科研单位。1970年冬，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10多个省的农技人员，都从袁隆平那里分到了“野败”系的种子，并且颜龙安带回萍乡的“野败”因为做了遮光处理，成为了在这场育种全国大赛中，成功育出不育系的第一人！1972年冬，颜龙安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
1972年9月，农林部选择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全国的水稻技术人员又开展了恢复系的科研攻关：他们为了扩大研究材料，从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里进行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这是多么庞大的一项“劳动密集型”的筛选工作啊！
靠着人海战术，我们完成了上千万个组合，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
这期间所动员到的人力、物力资源到底有多大，到底能换算成多少GDP ，我们无法考证。
终于，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稗”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获得成功——新中国在这个星球上，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第一次选育出了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
1974年，全国13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进行杂交水稻攻关，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全国无数参与者的智慧和科研成果被更加高效地组织与整合起来了！
协作，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多么新鲜的词汇啊！
如果我们今天的农业科研攻关，能够重新建立起毛主席时代的那种无私的协作关系，小兵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
我们看到，1976年12月，袁隆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杂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说“鼓励科技人员对群众进行三系水稻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中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
小兵以为，袁爷爷的这个描述，是他自己的真实体会。
没有全国的大协作，没有那种“千军万马”的试验，就不可能取得那么重大地突破。
我们不能因为“一马遥遥领先”，就否定“万马没有成效”从反面做出的贡献。
在毛主席时代，普通人很少知道袁隆平，我们的媒体宣传并没有特别突出袁隆平个人，而是着力宣传科研的主角是人民群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发明人石明松，他为我国两系杂交稻育种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他培育的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摘下了“水稻皇冠上第三颗明珠”。
还有谢华安的“杂交水稻之母”，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 63”，表现优良。
我们不应该忘记，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对杂交水稻的贡献。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华国锋同志，他在负责湖南工作乃至后来负责全国农业期间，对杂交水稻给予了大力支持。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人民大会堂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了杂交水稻研发团体，虽然奖状上只写着“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这样的字样，但我们知道，这个“等人”的背后，还有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等20多名主要科研工作者！
当年参与大协作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一书的统稿者——娄希祉说：“杂交水稻的诞生，除了有像袁隆平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的贡献，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是，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大协作这个事了，这无疑是一个极大损失，这么好的一个宣传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材料，我们不能白白错失！
粮食不等于水稻，中国的口粮还有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等等。
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广袤土地上，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小米等，我们在记住水稻育种的功臣袁隆平爷爷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当代后稷”、有着“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称号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当年陕西农村流传的“要吃面，种小偃”的说法，就是他培育的小偃6号！
我们不应该忘记，被称为“中国杂交玉米之父” 的李登海，他在1975年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就已经达到了亩产1024斤，比建国初提高了两倍以上。
为了培育杂交水稻，国家前后召开了多次十几省的大会，四次全国性的大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对我国的育种工作倾注过大量心血！
没有毛主席，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当年在全国开展的大协作，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探索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攻关模式，没有毛主席对于中国学术界崇洋媚外的抵制，没有学术权威、学术迷信的打破，没有几十万农民和几万科技人员的贡献，杂交水稻是不可能被培育出来的！
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的共同的努力，是全体中国农民的共同努力，有毛时代的水利建设和平整土地的功劳，有机械化、电力化的推进，有化肥和农药的功劳，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层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4年，与袁隆平同期培育出杂交水稻的就有16个科研单位！
16个科研单位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的艰辛努力啊！
我们不能否定，是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培育出了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
1987年，为了给杂交水稻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我们将报奖人的名字写上了袁隆平！而原先写的报奖人主体是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但外国人要求不能是单位，必须要具体到个人！
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区别！
这让小兵想起了屠呦呦的获奖感言：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公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她又说，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
屠呦呦还引用毛主席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还有原子弹、航天等等重大成就，我们不应该仅仅记住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我们还不能忘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还不要忘记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和工人，这才是合乎历史本质的群众史观！
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应该有的态度！
红色小兵
2021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