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用悲惨沉重的视角去看待“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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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建国之后，百万党员从“打江山的人”变成所谓“坐江山的人”，配合着斯大林逝世苏共党内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新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产生了某些“苗头”，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开始思索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道路。

　　诚如后来他老人家所言：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那一时期，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成为毛主席在60年代作为领导干部盛行官僚主义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坚持工人本位的《鞍钢宪法》相区别。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掀起《鞍钢宪法》与鞍钢精神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