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聘用这样的劣迹教授是在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上篇《这个仇中违法的劣迹教授为何被上海聘用？》讲了管轶十多年前的斑斑劣迹，有人还问我他有没有可能现在改邪归正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新冠疫情爆发后管轶的言行。

　　（一）2020年1月15日，管轶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表示：新冠“传染源清楚了，疫情也控制住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相信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1月21日，管轶带着自己的团队去了武汉做“调查”。结果一天后他就从武汉跑回了香港。

　　（二）1月23日，回到香港的管轶接受了财新网的采访。他首先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不配合他的研究，说他“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然后埋怨武汉的消杀工作，“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

　　我们姑且不论管轶使用“犯罪”一词是想表达什么，单是这个“保护现场”的要求就非常无理。管轶到武汉的时候，距离张继先医生上报疫情已经过去了25天。我国防疫部门在这些天经过调查发现多个早期病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因此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立刻对该市场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和消杀。这是负责任的举动。

　　管轶为了自己收集数据发论文，要求武汉都围着他转，发现病毒不及时消杀，让更多的人冒感染风险，这是一种极度自私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行为。退一步说，即便武汉当初真的按他说的“保护现场”等着他来“调查”，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像2006年一样，管轶发现疫情也不上报政府，自己埋头写论文投给外国期刊，等几十天审稿之后才发表出来。这么做对武汉当时的疫情防控工作毫无裨益。

　　（三）在财新的采访中，管轶断言武汉封城“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逃跑：“到了（21日）晚上我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这次我怕了。”在采访的最后他预测新冠的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

　　首先，管轶对封城效果的悲观看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证明，及时的防控措施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遏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扩散。《科学》杂志的研究预估，武汉的封城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例感染。

　　财新作为内地主流媒体，发布的这篇报道当时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传播。管轶的这些话对防疫大局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必须结合时间线来说。2020年1月20日，钟院士首次公开证实新冠存在“人传人”。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宣布自当日10时起正式封城。财新的报道发布于23日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