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的盲点：农民的反抗仅仅是为了生存吗？｜农政经典

　　导语

　　在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著述中，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影响广泛而深远，而且至今被认为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反抗问题的经典之作。本文正是食物主权网络读书会的志愿者们读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导言和第七章内容之后的讨论笔记，具体读书材料见文末。

　　斯科特认为，农村社会存在着对基本生存、公平互惠、社会正义的道德期待，农民的反抗正是因为这一基本“生存伦理”受到了冲击。因此，斯科特认为农民的反抗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恢复原有的生存地位和公平理想。

　　然而也有学者用不同的案例对斯科特的论述提出了质疑。“生存伦理”到底是农民社会的真实反应，还是折射了斯科特本人某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如何历史地把握抗争中农民的主体性？

　　农政经典系列的文章还有最后一期——关于“金融化”阅读的讨论笔记——有待推送，敬请关注！更多“人民食物主权网络读书会”关于农政的讨论文章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作者｜花果山

越南画家Nguyen Duc Nung（1909-1983）

作于1958年

　　一、斯科特：生存伦理

　　是农民政治活动与反叛的基础

　　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研究，以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指出应把“生存伦理”置于理解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

　　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农民特有的生态小环境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中国（1931年）、缅甸（1856-1857年）以及越南北方（1944-1945年）的饥荒。收成低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还可能使农民产生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因为变卖土地牲畜，农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减少。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存伦理”正是来自于这种对食物短缺的恐惧。

　　由于农民生活濒临生存线的边缘，再加上受制于气候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收益最大化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他们力图避免的是有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而非收益最大化，或者通过冒险而发横财。

　　生存伦理不仅影响农民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影响着农民之间、农民与精英阶层和国家的关系。斯科特认为这种“安全第一”的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秩序和社会安排中：富农要为穷人的最低生存需要提供救济，否则被抛弃的穷人很可能成为富农的现实威胁。作为一种道德标尺，是否提供给农民最低生存保障不仅适用于衡量村庄内部的道德，也适用于衡量社会精神，适用于评价外部精英阶层的德行。